（一）《獨立評論》社與議政性公共空間的建構
對於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知識分子來說，《獨立評論》是一份具有特殊意義的同人雜誌，之所以稱之為同人雜誌，是因為凝聚在這個雜誌周圍的學者大都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無論在政治關懷、教育背景與社會身份等各個層麵，都具有相當的“重疊性”。可以說，《獨立評論》構造了一個政治性的“公共空間”。泰勒在回答什麽是“公共空間”這個問題上，曾作如下的解釋：“牽涉於‘公共空間’之人們，假設性地來說，從未有機緣會麵過。但是他們在一個透過媒體——在十八世紀，即印刷媒體——而形成的討論空間中被聯係，彼此宛如可以相見。書籍、宣傳冊子、新聞在受教育的公眾當中流動、傳閱；互通信息的主題、分析、反論……相互交涉、交鋒與批駁。它們廣泛地被閱讀，而且常常在麵對麵的集會中、在社交界、在咖啡館、沙龍以及在更具權威性與公共性的地方，如議會當中，人們彼此討論它們。進由這種過程得出來的普遍性的觀點，若有的話，就可以被接受是為在這新的意義下的輿論。”[4]這種輿論形成的公共領域雖然是外在於國家政權的，可又同時構成對國家政權的一種有力監督，並可在適當的時候為輿論的作者進入政府機構創造機會。
這個時期的自由知識分子更多的已經安於充當議政者而非“幹政治的人”（如鼓吹好人政府）。如費俠莉所分析的那樣：“與《努力》的對比暗示出學術界知識分子麵向社會的態度發生了一個根本轉變。到了1932年，丁文江及其夥伴在中國知識分子背離孔儒關於知識分子功能的概念方麵達到一個新階段。他們不再輕易假設在知識與權力之間存在一種親密聯係，這一聯係，從理論上講，應該把知識分子作為受過教育的人擺在政治進程的中心。在《獨立評論》中，作為自覺的局外人和對社會抱批評態度的評論家，他們的作品更像出自西方知識分子的手筆。知識分子的異化對他們說來是現代生活所預期的情況，隻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也是很自然的。”[5]《獨立評論》是以胡適為主要編輯人的政論雜誌，胡適是這家雜誌當仁不讓的“靈魂人物”。可以說，《獨立評論》既是在一定程度上強化胡適與其自由主義同道們的日常聯係，也同時作為一個紐帶開辟了新的社會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