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曆史學家何炳棣晚年如是深情回憶道：“如果我今生曾進過‘天堂’，那‘天堂’隻可能是1934—1937年間的清華園。天堂不但必須具有優美的自然環境和充裕的物質資源，而且還須能供給一個精神環境，使寄居者能持續地提升他的自律意誌和對前程的信心。幾度政治風暴也不能抹殺這個事實：我最好的年華是在清華這人間‘伊甸園’裏度過的。”[2]何炳棣對清華大學的“天堂”比喻或許是諸多其時生活、工作在北平的學者、文人、學生群體的一個“縮影”，道出了他們共同的心聲。確實，在經曆了20世紀20年代末的知識群體南北大遷徙後，到了20世紀30年代，隨著大批知識分子重返中國的學術文化中心城市——北平，一度黯然失色的故都隨著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著名學府的重新煥發光芒，以及一係列學術研究機構的設立和學術資源的引入，開始了一個學術文藝建設的“黃金時代”。相對於上海文藝界的政治化、黨派化和複雜的內耗，以及隨著小報，甜俗、玩世雜誌的大量湧現而呈現的“上海摩登景觀”[3]，北平的學界、文藝界卻開始進入了一個相對安定的建設時期。
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主要活躍著幾個大的知識群體。一個是以胡適等具有濃鬱的政治關懷的學院知識分子為中心的學者群體，他們聚集在《獨立評論》雜誌的周圍，利用清華、北大所擁有的學院空間，並與天津的《大公報》合作，積極拓展讜言議政和政治參與的空間，試圖以建設性的理性態度重建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社會重心。
一個是以周作人、俞平伯等具有鮮明的文化關懷和文藝趣味的作家為中心的文人群體，這個群體也營建了屬於他們的交往網絡，《駱駝草》雜誌、《大公報·文藝副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常態性私人交往網絡，在這個群體的交往中間，彌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傳統光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