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薄西山的清帝國晚期，列強的入侵、戰亂的頻繁、小農經濟的崩潰、社會秩序的紊亂、天災人禍的綿延等多重原因，使城鄉兩地那些無法按原有生活方式、遊戲規則生存的人，在不經意間紛紛發生規模性的遷徙、流動。天橋已有的曆史文化個性與“下體”特征，自然而然地使其成為北京內城落魄之人和鄉村末路者的首選之所。
（一）一步一步往外挪：內城旗人的天橋之旅
辛亥革命從根本上動搖了此前作為統治階層的旗人整體上尊貴的命運，曾經過著悠閑、典雅生活的旗人不得不群體性地與往日的輝煌、閑暇話別。原先作為標榜滿族人典雅的吹拉彈唱等玩意兒，也成為一部分不顧麵子的旗人謀生的工具。Jermyn Lynn有如下的記述：從民國以來，滿人變窮了，“甚至那些貴族們也要拍賣自己的府邸和珍寶，而那些貧窮地居住在營地的滿人被迫離城出走以謀生計”，有些滿人上街賣藝，“許多非常漂亮非常年輕的姑娘在妓院裏賣身，天壇附近的天橋大多數的女藝人、說書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滿人”[22]。現在京津一帶相聲藝人仍然公認的相聲始祖，原本唱京劇的朱少文和拆唱八角鼓[23]的張三祿等人都是迫於生計，在清廷滅亡之前就早早地走向天橋撂地賣藝。新中國成立後享有盛名的琴書藝人關學曾就是這樣一步步地被落魄的父母帶到了外城。他說：
我們家是旗人，從小我就沒見過祖父和祖母。隻聽說我祖父是一個宮中衛士。那時，旗人是由國家養起來的，每月都有錢糧，生活富裕。到民國時，就什麽也沒有了。我父親什麽也不會，就隻有賣著吃，當著吃，到生我時，已經搬到了崇文區的貧民窟。為了能做小買賣，就隻好躲開旗人住的地方，怕丟人。……母親也是滿族。過去那會兒，在旗的就跟在旗的結婚。那時，滿、蒙、漢八旗與一般老百姓不一樣。要是在街上出了事到廳裏打官司，廳就跟現在的派出所一樣，一進那廳，在旗的和一般老百姓的待遇就不一樣。那一般老百姓一進去就得磕頭，在旗的，滿族人就不磕頭，隻是往那兒一站，是兩種待遇，不一樣。……後來，我們家先是從東大地搬到唐洗泊街，從唐洗泊街又搬到沙土山。[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