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製度轉化的北京行政衛生，開始了從字麵法規到社會實際運行規則的演變。在此過程中，國家基於製度環境，在實踐中采取選擇性治理的策略。當時的政府沒有一個長遠的公共衛生理念，隻有就事論事地選擇事務進行項目型管理。這種選擇性不僅體現在具體事務上，而且體現在管理方法上。也就是說，什麽需要管理，如何管理，都是國家根據地方實際狀況做出的權宜之計。這彰顯了近代以來中國學習西方製度的特色之一：國家在運用西方係統的技術性製度進行管理時，常采取選擇性策略，致使新製度的實施是破碎的，缺失了製度本身所具有的係統性特征。
由於近代中國國家未能建構出一套有效的係統的行政體係，公共衛生難以得到來自整個國家機構的支持，既缺乏行政權威，也缺少資金支持。因缺乏有效的製度環境，在國家投入過少的背景下，衛生機構在推行公共衛生時，將衛生教育和宣傳作為主要手段，以學生和婦嬰作為主要對象，以增加有效性。20世紀30年代，北平市公共衛生的主要方式是召開衛生運動大會和推廣衛生教育。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礎上，這些措施彰顯出國家對公共衛生的重視。此外，衛生機構選擇性地辦理公共衛生事務，大力推行具有一定社會基礎且能迅速見效的事務，如疫苗注射、妓女檢治和婦嬰保健等。對於那些尚不具備實施基礎的事務，如生死統計、疾病統計、食品監控等，則采取逐步推進的策略。
在國家力推之下，尤其是勸導學生養成衛生習慣的學校衛生教育，公共衛生觀念逐步取得話語權，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應遵守的規則。上述情況表明，20世紀30年代北京的公共衛生不再僅僅停留於字麵上，而是已經被國家選擇性地實施，成為日常生活某些方麵的規則。雖然製度與實施之間仍存在著巨大的斷裂，但在選擇性治理過程中，部分製度得到實施。不過，由於沒有嚴格遵循專業設計，製度隻能以一種破碎的形式存在。這種製度狀況較為接近曆史的真實，反映了國家政權建設的舉步維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