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近代北京公共衛生製度的起源和演化劃分為製度移植、擴散和轉化的過程，並剖析實踐中形成的具體製度形式。這些過程實際上是行動者、製度邏輯和製度環境三個變量綜合作用的結果。在各個階段，不同的行動者發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推動了製度的創立和變遷。行動者遵循著各自的製度邏輯，圍繞著製度展開互動，促使製度演化，形成一套日常生活的規則。可以看到，製度變遷是受製度環境影響的複雜過程，既受已有製度路徑依賴的限製，也受社會宏觀環境的製約，尤其是受技術變遷的影響。這種基於製度過程的分析，對我們認識近代中國公共衛生曆史和中國的製度變遷有何啟示呢？
近代北京公共衛生製度變遷過程顯示出，公共衛生本質上是一種國家治理製度，它與地方行政製度演變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密切相關，反映出近代國家政權建設的特征。這樣一來，我們不僅能揭示出公共衛生所代表的預防醫學與臨床醫學是兩種不同類型的醫學模式，而且可以深入討論公共衛生是不同於臨床醫療的國家事務，是涉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主題。以製度變遷過程為主線，本文將國家層麵的官製變革和社會層麵的知識演化結合起來，概述出近代北京公共衛生的發展脈絡，解釋了實際運作的公共衛生製度是選擇性治理的結果。基於這樣的分析，近代北京公共衛生曆史不再是關於醫學問題的單向度敘事的曆史，而是一個國家與社會漸進變遷的過程，是一係列程度不同變遷過程的交織。需要強調的是，近代中國因中央集權弱化，各地權力結構有很大的差異，遂使製度變遷呈現出多樣性。北京的個案很難反映整個中國的狀況，還需要其他區域的研究方能勾勒出近代中國公共衛生製度變遷的整體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