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麗紅
一、問題與分析路徑
自1905年創設警察衛生，北京開始建立公共衛生製度，經過漫長的變遷過程，到1937年該製度逐漸形成了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運作機製。那麽，這套製度是如何起源和演變的呢？本文試圖對此做一學理上的闡釋，旨在一方麵從製度變遷的角度推進公共衛生曆史研究，一方麵以近代北京公共衛生的具體個案研究深化我們對中國製度變遷的認識。[2]
近代中國公共衛生日益成為曆史學者關注的主題，湧現出一批研究成果。這些研究多以城市近代化為主題，從醫學、思想、文化和社會等角度探討各城市公共衛生的發展及其影響[3]。更重要的是，邱仲麟對明清以來北京衛生狀況的考察[4]，楊念群從身體、空間政治的角度對民國時期北京公共衛生的開創性研究[5]，為本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不過，總體來看，既有的研究較少關注公共衛生的製度屬性，及其背後蘊含的近代國家治理轉型的內涵。公共衛生是國家采用預防疾病的科學技術，通過有組織的形式製度化地為人民提供健康方麵的公共服務。從本質上講，它隸屬於國家行政製度，是國家治理方式之一。作為一種中觀層麵的製度，它展現了宏觀政治製度關於衛生治理的製度安排。因此，本文所討論的公共衛生製度在近代中國的引入和演化，實際上是近代中國國家政權建設，即“治理角色和治理關係的製度（規則）改變”的問題[6]。在關於近代中國國家治理的製度變遷研究中，有關“法律移植”的研究已取得較大進展[7]，但由於缺乏長時段的實證研究，往往拘囿於法律的引入階段。本研究將近代北京公共衛生的製度變遷放在較長時段進行考察，將其視作相互關聯的不同階段，嚐試形成對近代中國製度變遷的整體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