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衛生示範區的建立實現了社區疊合的目標之後，首先，要求醫務人員在自然社區內部確立自身的權威性。但是，這種權威性的獲得並非依靠的是自然社區內的傳統資源，如祥和的人際關係，而是專門化的技術手段和國家力量的支持。其次，醫療人員在示範區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感情中立”（affective-neutrality）的專業特征，使他不可避免地與地方社區中強調人情關係的傳統醫療網絡發生激烈的衝突。在傳統社區中，接生婆與陰陽生作為協調人際關係的重要角色，其公共形象與職業認同具有一致性，換言之，他們的職業角色是和生活於其中的人情氛圍特別是家庭，無法分割地交融在一起的。衛生示範區的建立，使得日常生活中的生與死變為醫療專門化程序的一部分，其醫療活動大多獨立於家庭空間之外，而這種專門化形式又得到了國家機器強有力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意義上的生死控製方式自然無法對抗衛生示範區所刻意安排的新的生活節奏，而最終難以逃脫走向沒落的命運。
[1] 本研究得到了隸屬於美國The Overseas Ministries Study Center（New Haven，Connecticut）之The Research Enablement Program研究計劃提供的Pew Charitable Trust基金的支持，作者對此表示感謝。本文選自《社會學研究》，1999（4）。
[2] 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3] 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4] Alison Dray-Novey，“Spatial Order and Police in Imperial Beij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No.4，1993，pp.885-922.
[5] Alison Dray-Novey，“Spatial Order and Police in Imperial Beij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No.4，1993，pp.885-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