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示範區的建立不但改變了傳統社區內的生活節奏，也使得以生死控製為職業的“吉祥姥姥”和“陰陽生”的形象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在傳統社區中，接生婆是能夠為新生兒帶來吉祥的受歡迎人物，陰陽生也是保證死者入土為安的關鍵角色，可是在現代衛生觀念的衡量下，接生婆被定位為肮髒醜陋的不潔形象，陰陽生則是迷信的象征，均被列入了取締之列。“產婆”“陰陽生”的形象日益頻繁地進入了衛生局、社會局的檔案卷宗之中，他們成為各種法律與衛生行政文牘交叉包圍和監控取締的對象。翻開這些案卷，撲麵而來的均是監視、訓誡和取締的權力與辯解、乞求及無聲的反抗，這顯然是現代化的進步邏輯反複塑造的結果。溯其源頭，這些權力表述和多重的聲音均在現代醫療體係與密如蛛網的街道和胡同的互動過程中噴湧出來，構成一幅抗拒與變遷交錯演進的“街道政治”圖景。然而如果我們仔細翻閱當時的檔案記錄，就會發現在現代衛生觀念的支配領域之外，尚有不同的評價聲音存在。[38][39][40]下麵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1936年，第二衛生區事務所助產士朱崇秀報稱，有產婆李吳氏、李國英婆媳2人於2月28日為一位叫李孟氏的太太接生，未按規定攜帶接生筐，並私自阻攔產婦住院，又勸其服用成藥，引起腹內陣痛和出血，嬰兒即行死亡。而李吳氏婆媳的供稱卻與朱崇秀並不吻合，李吳氏稱：“產婦所購之藥品，是否服用，亦不知悉，本推辭不允接生，因產婦懇求，決不放其走去，未帶接生筐係有時因路非遙，產婦家有時尚未至分娩時刻，先為探視，預臨產再取接生筐，非敢在接生時不用接生筐”。這段由李吳氏婆媳自己發出的辯護聲音似乎處處與朱崇秀的指控相反，一度使保嬰事務所在決定處罰尺度上有舉棋不定之感，但卻仍做出了扣留執照的決定。不過李吳氏所陳之情的真確性卻由李孟氏主動具呈擔保的言辭中得到了佐證。[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