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示範區對自然社區的改造，特別突出地反映在對接生婆形象的重新定位上。如前所述，接生婆在傳統社區中的公眾形象並非是一種醫療工具，她需要通過“洗三”等誕生儀式協調不同的社會關係，而接生過程不過是一個公眾儀式的最初組成部分而已。可是在“社區疊合”實現後，新規則首先設定，“吉祥姥姥”在接生的各個環節均不符合現代衛生行政的要求，必須把她納入到一個相當純粹的現代醫學標準尺度中予以衡量，在這個評價體係內，傳統接生婆協調人際關係的文化功能已變得無關緊要。自1928年始，北平市衛生局在衛生示範區開辦了接生婆講習所，前後共計十班，正式訓練及格者共一百五十名，後在此基礎上於1930年成立了保嬰事務所。對於已訓練完畢正式開業者，事務所仍持續嚴加監視，如每月每一接生婆必須呈交報告，所需之臍帶敷料消毒藥品等，均向事務所購買，由購買之多寡與報告單接生人數相對照，就可察知是否按規接生。[28]
又據《北平市政府衛生保嬰事務所施政輯要》，事務所“每月召集已受訓練之接生婆分別住址，來錢糧胡同本所及西城第二衛生區事務所每月聚會二次，呈交收生報告，並隨時赴各產婆家中檢查接生筐各項接生用品，特定製介紹病人健康檢查單頒給各產婆，遇有孕婦，即介紹持單赴備衛生機關施以產前健康檢查，並由所派員隨時調查，遇有私行執業之產婆，即報告衛生局取締”[29]。在保嬰事務所的辦事機構中，除所長、醫員、事務員和文牘員外，專設有八名助產士，但此八名助產士職責各有區別，特別是一位名叫張淑惠的助產士就兼有監理員的責任，其具體工作是：“每日監視接生婆接生兼晝夜外出協助接生婆難產接生，又每星期五上午召集接生婆訓話”[30]。鑒於一般市民對受過訓練的接生婆表示懷疑，保嬰事務所特擬就“受過訓練的姥姥應當守的規矩”一種刊物，置入接生筐內，以廣散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