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念群
一、從警察空間到醫療空間：生死控製過程如何深化
許多研究表明，近代中國城市空間自晚清以來發生了重要變化[2][3]。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警察係統對社區空間的監控有所加強，一般學者認為，武裝的官僚式警察的出現是與18世紀以來歐洲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相呼應的，工業化浪潮所造成的城市化結果，使歐洲城市的警察開始日益與傳統社區經常處於對峙狀態，對於警察而言，公共場所總是具有令人厭惡的特性，警察係統對流行文化的改造，逐步取代了社區組織的自治功能，從而影響了自19世紀以來社區文化的轉變。
與歐洲的城市化過程相比較，有學者證明，中國城市警察力量無論是否經過工業化的洗禮，均是植根於人口集中的社會結果，大量密集的人口產生了城市日益增加的亞文化群，他們之間的潛在衝突導致了空間秩序按區域安排進行重組；當這種重組秩序占據了城市空間後，一係列的亞文化群和行動模式就會在空間中被分割開來，盡管空間秩序最初是自發形成的，警察功能的介入卻是政府積極運作的結果。[4]
盡管如此，在作為晚清新政改革內容之一的新式警察創建過程中，社區傳統組織的功能仍一度占據著主導地位，以北京城為例，北京在“新政”前一直是個崇尚社會自我控製的城市，這種控製通過會館、貿易行會、水會及家庭來規範個人，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警察隻是當罪犯威脅公共安全時才出麵維持秩序。[5]所以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警察對社區空間的滲透與分割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一些城市逐步引進了西方的衛生實驗區，卻使得城市生活的結構和內容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早在19世紀90年代，上海的外國租界就已意識到了公共衛生與政府作用的關係，開始依靠政府的力量加強所在地區的水源及食品供應等項目的檢測。上海現代醫療區域形成的最早契機是，傳教士發現每當霍亂襲來，在租界內的外國人（包括駐紮港口的軍隊）往往與中國人一樣難以抵擋，死亡率很高。所以他們逐漸開始建立起一套衛生勘察係統，如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在1863年出版的《上海衛生》一書中，就曾尋求建構一個完整的地方氣候學網絡，以便維護健康。上海不僅成為驗證歐洲“醫療氣候學”理論的一個實驗場，而且在租界人口中廣泛推行了疾病類型學（nosology）中衛生隔離區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