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民國期間北京皇城城牆的損毀始於1915年，朱啟鈐任督辦的市政公所為“便利交通”在皇牆上開辟豁口與門洞。該方式持續到1924年，雖然後期豁口工程比較不節製，但總的來說並未對皇牆體係造成嚴重的破壞，而且也較為科學地解決了道路穿越城牆的問題。但是，從1921年6月齊耀珊擔任督辦起，市政公所和內務部發現了皇牆磚作為建築材料的經濟價值，便利用修大明濠的機會，或將皇牆劃段指定給修濠的承包商，或動用自有的工程隊，以取得建築材料的名義將皇牆一段段拆除。在接下來的6年中，徇私舞弊的情形愈演愈烈，甚至發生內務部與市政公所將城牆整段倒賣以牟利的行為。迫於輿論壓力，張作霖軍政府總理潘複於1927年8月至9月下令有關人員查辦“京師拆賣城垣案”，但由於市政公所不予積極配合，查辦者的意外發現——拆卸下的城磚和琉璃瓦，有相當一部分無償撥給或是售予了政府部門與高級官員，受牽連者包括齊耀珊、任毓麟甚至張作霖本人——導致調查不了了之。截至1927年10月，皇牆已被拆除了8公裏多，超過全長3/4。1928年6月，北京降為“北平特別市”，京都市政公所被取消，在首任市長何其鞏主政的一年時間裏，開展“北平文化遊曆區”建設，積極製定文物保護法則與規劃，並且嚴令保護皇城城牆；雖然工務局長華南圭屢次提議拆除皇牆取磚修渠，都未能獲準。但在何其鞏卸任之後的1929年10月，市政府同意了工務局關於繼續拆取皇牆城磚、以完成大明濠工程建設的提案，導致1930年年底大明濠完工時，皇牆已經被拆除至隻餘2公裏左右。
皇城城牆在民國前半期的被毀，是北京城市史上值得關注的一個重大事件。其中，市政當局（京都市政公所與繼任的北平市工務局）和主事官員（主要有齊耀珊和華南圭）的主觀決斷應對皇牆的被毀負主要責任。但歸根結底，這一事件的發生存在時代背景上的必然性。正如喜仁龍於1924年指出的：“毫無疑問，這種原因是與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的一般狀況密切相關的。總的來講，這些狀況不利於古城和古跡的保存。不幸的是當局既缺乏眼光，又缺乏必要的資金。”[127]對於20世紀20年代北京政府財政上的困難程度，沈從文曾有過生動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