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長期作為帝製統治核心的京城所在地，常出於權力分配或妥協的政治考量，而孕育出某些特權階級；其既依附政權之起而興，也隨政權之落而衰。清代的旗人在民國之後的迅速沒落，即見證政權/政治對特權階級經濟與消費生活的深遠影響。[192]北京旗人到故都時期，更多淪為貧戶或無業遊民，做著如人力車夫這類出賣勞力、提供服務的苦工。[193]相對地，另一群身份特別的北京住民——外國人——則屬近代中國與國際社會互動的產物，在20世紀之後逐漸成為北京城中另一群特殊階級。北京的外國人與旗人，同屬特定時空下的政治副產品，不過二者一洋一中，一新一舊，且在民國時期一起一落，適成鮮明對比。雖然民國時期的北京數千名外僑人數，與前清眾多旗人數量完全無法相提並論，這群生活習慣與消費形態有別於華人的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人士，確實刺激北京城市消費產生新風貌，且在遷都後，仍繼續扮演“量少質精”的重要消費者與新式娛樂消費的催生者角色。
（一）從東交民巷說起
近代北京雖然不像上海、天津與廣州等開埠都市，在清末因戰敗而被迫劃定租界供外人居住，卻存在特殊的使館區，即赫赫有名的東交民巷。東交民巷最初在元代稱為江米巷，為介於正陽門以東、崇文門以西，南到正陽門與崇文門之間的城牆根，北邊達東長安街。到明代，這兒成了各國朝貢外人、國內少數民族、各地商人與學生聚集之處，其名也衍變成“東交民巷”，意指各民族交流之處。[194]經過明清兩代，東交民巷逐漸成為中外人士雜居，國家衙署（包括工部、翰林院、詹事府等）、皇室宮府（如肅王府、鎮國公府）、大臣住宅（如大學士徐桐住處）與外國使館共處的特殊地區。[195]大致而言，19世紀60年代之前，東交民巷尚屬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友好往來的處所。但在19世紀60年代英法聯軍借修訂條約之名義進攻北京後，英法強據東交民巷中原屬皇族的王府，其後，美、日、比、德與俄國，也分別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在東交民巷設立使館。東交民巷的外國勢力不斷擴張，各國使館區皆設有數十名武裝衛兵。[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