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素來享有權勢與財富的上層權貴而言，遷都之舉象征北京從尊貴國都淪為落寞故都的巨大挫敗，北平對他們的吸引力，隻剩下生活便利與物價便宜。因此，隻要華北局勢生變，他們便易如驚弓之鳥般四處逃散，或遷至南方，或避居天津租界。相對地，主要任職於教育界、學術界及出版文化界的文人學者，對遷都的態度及感覺，與那些感到失落與焦慮的政商權貴大不相同。這群不賴政、商維生的“中產知識階層”[6]，厭惡政爭騷亂對學術教育界的不良影響，鹹視遷都帶走政治汙濁之氣，使人民生活回歸純樸寧靜，是件好事。[7]多數文人學者關懷並極力維持北平的文化命脈及學術教育環境，很少因時局的風吹草動而迅速遷移，堪謂故都北平時期最重要的社會中堅與消費主力。本節將先介紹這群讀書人對故都北平的城市書寫，並析論其中的文化與消費意涵，再說明他們在故都社會的實際生活與消費經驗。[8]
（一）文化古城的書寫與流傳
文人學者欣迎遷都之餘，留下許多寶貴的古城文化紀事，既得讓後人一窺北平的生活百態、悠遠文化與消費情狀，更為當世提供生動傳神的故都書寫。這些文字經由出版管道流通到全國各地，在知識階層中互相唱和，成為最佳的文化消費宣傳。故都書寫的題材雖豐富，但多能被統攝入“文化古城”的意象，被當時就讀於北平的鄧雲鄉（1924—1999），在20世紀末勾勒出精髓麵貌：
“文化古城”這一詞語，是一個特定的曆史概念，是在一個曆史時期中人們對北京的一種側重稱謂。其時間上限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初……其時間下限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七”事變之後……這其間，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隻剩下明、清兩代五百多年的宮殿、陵墓和一人群教員、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傳統文化老先生們，另外就是許多所大、中、小學，以及公園、圖書館、名勝古跡、琉璃廠的書肆、古玩鋪等等，這些對中外人士、全國學子，還有強大的吸引力……凡此等等，這就是“文化古城”得名的特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