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感興趣的問題是北京地方商業史及其行業知識傳承，這是我們基本的研究對象。但目前我們所搜集的北京工商行業資料還是有限的，對成文厚個案的調查分析還主要依靠政府檔案，口頭訪談還限於少數當事人。現任成文厚公司領導給我們提供了很有價值的企業文獻，但我們也同時被要求配合該企業的老字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我們的數據庫建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符合研究目標、也符合企業利益的一種工作。
不管怎樣，僅通過對以上資料的初步分析，已可以看出，劉國樑建立了一種城市商人管理模式。他把不同行業與學校和教師都視為城市社會的新資源，納入了行業的社會網絡，推動了行業的發展，這種策略也使他的自主管理權日益增強，並在這種條件下，把新行業知識開發、生產和市場銷售整合在一起。這個改革過程把他推到一個舞台上，迫使他把行業合作現實與家族同鄉關係區分開來，按照適應行業發展的原則發展企業。但這種改革與他恪守道德倫理原則並不矛盾。他作為資本家的利益則來自於他作為企業管理者的實際利益，這正是一種業主與企業相區別的理性商業組織管理模式。
回到我們在論文引言中提出的具體問題，成文厚個案也提供了一些具體答案。在北京城市社會的大變動中，會計知識是通過傳統文具行業的渠道引進商業界和傳承下來的，並成為構建城市新社會分層的積極因素。除了本行業會計知識，商人劉國樑的經營方式還要依靠不同的行業知識，如法律和新文化廣告，不斷發展企業的綜合組織，善於同時發揮家族私營商企股份製與城市政府公共組織的各自合法權益，吸收房地產在城市擴大企業商業空間。劉國樑所創立的成文厚對民國時期的北京社會現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本個案似乎符合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精神遺產”的現代潮流，尤其符合在中國已展開討論的中國商業管理的現代化問題。如果我們考慮蒂姆·賴特（Tim Wright）提出的五要素：即市場意識、發展技術、選用能人、社會義務責任和管理學說，劉國樑正是符合這些要素的現代管理者[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