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撰寫任何地方史一樣，我們的研究進展依賴於我們所能考慮到的當時整個社會曆史背景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說，1951年和1952年仍是值得反複關注的。前麵說過，這期間成文厚的發展在外部城市環境變遷中進行，這是指1951年末至1952年6月，北京私營工商業與全國一樣，搞“三反”“五反”，向資本主義發起進攻。這場運動不久即被指出是打擊民族資本家的吹風運動，或者一場階級鬥爭，是“共產黨清洗私營工商業者”的第一步[27]，在前述北京新政府管理工商業的新規定頒布後，業主被要求做“最新資產評估和向政府報告”，“不法工商資本家和奸商”的破壞行為受到了嚴重打擊[28]。現在我們對“三反”“五反”運動與1951年至1952年北京工商檔案的關係還是假設，但久大和永和的頻繁更東，不久榮華的營業證也被“作廢”並遷移廠址[29]。各種變故說明，1951年至1952年的工商業主檔案登記，在當時北京工商界具有普遍影響，整個城市行業都處在一個轉折期中。
成文厚的企業檔案組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檔案文獻係統，這對我們認識該個案點是有益的。我們把所查閱的檔案與口述史和實地調查資料做綜合分析，又發現，這10份檔案之間有自己的內部聯係，實際上可視為3種檔案，它們從不同角度告訴我們，在1949至1952年的重大經濟轉折中，劉國樑積極從事商業企業的曆史事件連續累積的結果，使他的政治境遇每況愈下。
第1種檔案，證實商人運作與政府管理合法性的關係。在成文厚的企業檔案中，以1952年為界，提供了一個北京中等商人劉國樑的業主簡曆、經營資格認證和資產評估表單。這對認識該個案的檔案與西單地方商業史的關係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各份企業檔案裏，都有一份新政府的重要文件，即北京市私營企業財產重估評審委員會的一個通知，其背景是新政府清查私營企業固定資產和執行新的管理規定[30]；但從這份文件的內容看，也可視為一個商業企業的財產結算單。通知所列財產清單分兩列，每列都填寫了資產和債務兩項，再按項分類，逐類注明清查結果。在本文中，我們把政府給工商企業下發的這種資產評估表單歸納為第1種檔案，因為它是商人和商業組織符合政府管理合法性的業務憑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