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學潮基本是社會普遍情緒的一種表現形式，學生運動既起，如同時論所言：“反內戰，反饑餓，是人民一致要求，無論何人，登高一呼，自會萬眾響應，群起支援。”[32]會各界對學運多持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態度，因為學潮反映的問題也關係到社會各階層。國民黨內各種勢力，雖然多半反對學潮，但由於受不同的動機、利益、目的和觀念的驅使、影響，各人對學潮問題，無論是在態度上，還是在行動上，都難免會感受不同，意見不一。在北平一係列的學潮處理過程中很明顯地分為中央係的嚴懲與非中央係的疏導兩種態度和行為，中央係由於長期受到效忠黨國與領袖的思想灌輸，素以服從中央及領袖命令為本分，思維通常較為直線而不計後果，在麵對政治上的反對者時反應強硬；而非中央係的地方負責人往往比較注意自己在地方上的影響和前途，處理類似問題基本上會有一些疏解矛盾的作用。
上述的那種分歧隻是問題的一麵，其實，任何的政治事件都包含著所涉及的各類政治勢力的爭奪博弈，學潮也不例外。北平學潮處置上的歧異，其實也包含著中央係與非中央係的權勢爭奪，特別是在爭取對包括學生、知識分子等社會力量的支持，甚至還有美國方麵的關注，這些無形的社會資本在學潮處置中得到凸現。
在以往關於國民黨派係鬥爭的論述中，往往較為忽視不同派係對社會資本的借重和利用。社會資本包括良好的社會關係網絡以及社會輿論的支持，主要表現為良好的社會形象及無形的社會聲望等。相對於掌握軍事政治等有形的“力”的資源的中央係，非中央係及地方實力派更看重社會資本，而這在某些時候會轉化為政治競逐及權勢爭奪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砝碼。具體到北平學潮處理問題上來看：一方麵，由於八年的艱苦抗戰，國民政府通過抗戰建國的策略，有力地擴大了中央的勢力，相應地非中央係受到很大削弱。所以戰後，在北平，中央係控製了幾乎全部的黨政軍資源，非中央係往往處於位高權輕或者受中央牽製的地位。這種狀況就使得非中央係往往采取結交社會名流、采取開明的政策，塑造民主形象，爭取社會民意的支持，當然還有美國的關注。李宗仁在北平行轅任上，廣交文化、知識、教育界朋友，聘任西北大學教授蕭一山為行轅秘書長，北洋大學教授王捷三為政務次長，在行轅內成立座談會，邀請各大學教授出席，聽取他們的意見。何思源本身就是學人出身，畢業於北大，留學歐美，在北平“黨政文化各界多為師友故舊”[33]，別是與北大有校友的特殊關係，而且何本身就是個文職官員，一向溫和，所以在北平各界中有較好的口碑。而傅作義雖然是軍人，但是也很注意這個方麵，傅作義在北平期間，經常約請學者教授座談，以此來“隨時掌握知識界的動態，民眾的呼聲，社會的輿論”，通過辦《平明日報》請知識分子撰稿，自由發表各種政論及建議，傅作義還邀請學者教授參觀張家口，請教授學者為所屬幹部做各種專題報告、演講。[34]據傅作義的參謀長李世傑回憶：到1948年前後“傅作義對於軍事部署，如此拖延擱置，整天卻在接見政界人士、名流學者、非常忙碌”。[35]非中央係注重結交文化教育界名流，重視社會支持，這既可以成為他們在學潮中主張疏導的一個誘因，同樣也為他們處理學潮提供了社會資源，特別是李宗仁、何思源與胡適在曆次學潮疏導中的作用可以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