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學潮經常發展為整個社會表達不滿與抗議的風潮，全國無不受此影響，而“北平為近代中國學生運動聖地，五四運動後，所有學潮恒以北平馬首是瞻”[8]，戰後也不例外。1946—1948年北平先後發生了反美抗暴運動、反內戰反饑餓運動、反美扶日運動、“七五”血案等運動，很多運動波及整個社會階層，影響極其廣泛。當時，處理學潮成為北平各級黨政軍警憲特機構必須麵對的棘手問題，但是在具體的學潮處置中也有不同的處理意見及行為，秉承中央意誌的警備司令部、憲兵、黨部、軍統、中統等係統基本上主張嚴懲，在學潮的處理過程中措施強硬，往往刺激學潮擴大升級；而非中央係的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北平市長何思源與華北“剿總”傅作義等則出於現實的考慮，采取緩治和疏導的辦法，避免了一些流血衝突。
早在1946年末的反美抗暴運動中，這種分歧就開始出現，何思源處於國民黨政府與學生運動對立的夾縫中，左右為難。起先，何致函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提出抗議，要求懲凶、賠償、道歉。當北平各校學生到市政府請願時，何接見學生代表，明確表示支持學生的正義行為，嚴厲指責美軍的暴行，並且表示“政府要提出抗議，向他們（指美軍）進行嚴重交涉，學生要為政府作後盾”。[9]但是何的這種行為受到行政院的指責，行政院致電何思源強調：美軍個別人違紀是法律問題，應以法律解決，絕不容許奸人借機誣蔑“親密盟邦”，破壞政府外交。[10]李宗仁此時對學潮也盡力疏導。中統的情報就提到：“行轅李主任恐事態擴大，曾令各方注意維持秩序。”[11]當然反美抗暴風潮時，政府與學生還沒有形成尖銳對立，所以北平當局內部的分歧還不是特別突出。
反美抗暴運動稍稍平息，從1947年5月又出現了全國性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在北平，5月18日由北大、清華、燕京、天津南開、北洋等13所院校聯合成立華北學生“反饑餓反內戰”聯合會。當日，北大學生宣傳小組在西單做宣傳時，遭到青年軍208師的襲擊和毆打。在當晚的緊急會議上，學聯決定針對這一事件發起新一輪抗議活動，自5月19日起罷課，並決定5月20日舉行大遊行，向北平行轅請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