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後是近代中國的重要轉折時期。延續近三年的鐵山寺案不僅凸顯了近代廟產紛爭中的複雜麵相，亦反映了時代的轉折與過渡特點。
近代廟產紛爭的重要根源之一在於破除迷信運動。長期看，國民黨及隨後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的破除迷信政策實際上具有連續性的特點。在國民方麵，如前所述，北伐前後，破除迷信乃是其重要的運動內容，佛道正是其破除對象。[86]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曾指農民、商民、婦女等運動，在宗教方麵亦曾製定指導基督教團體的辦法。[87]然而對於佛教團體，在鐵山寺案發生時則似乎未見有管理辦法。[88]“清黨”前後，在所謂繼續革命的話語與實踐中，各地打倒宗教、沒收廟產的事件仍屢見報端。尤其是在“訓政”後普遍開展的破除迷信運動中，佛道兩教理事受到莫大打擊。
為什麽要開展破除迷信運動？事實上黨、國的態度是一致的，不僅在於杜讚奇所說的基於清代以來的現代化建設理念，還在於國民政府、國民黨所力圖實踐的建設“三民主義”的中國的藍圖。[89]三民主義的社會建設強調“改移不良之習俗，實行訓導民眾，趨於日新之生命”，[90]要“破除中國人的種種迷信”。[91]
對於破除迷信運動中的黨政關係，正如三穀孝所批評的那樣，不能將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混為一談。[92]在研究江蘇等地的破除迷信運動中，三穀孝發現隨著運動的發展，地方黨部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亦隨之激化。由於1928—1929年鹽城暴動、紅槍會暴動等農民對破除迷信運動的激烈反抗，江蘇省政府以及南京中央政府才逐漸改變此前模棱兩可的態度。三穀孝認為，1929年南京政府頒布《寺廟管理條例》並廢止《神祠存廢標準》，即明確表明了政府欲圖對“強行介入地方農村的既存社會秩序並引發糾紛的地方黨部的活動進行遏製”。[93]鐵山寺案及前文所提到的諸多案例表明，地方黨部支持以“革命”手段接收廟產，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均非孤立現象。為何在破除迷信運動中黨、政會存在不一致乃至衝突？杜讚奇發現國民黨內部矛盾乃是重要原因。他提出，雖然破除迷信運動代表了國民黨激進派的現代化理想，但“清黨”後，非共產黨的左派試圖重建在黨內與地方事務中對政治的控製權。[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