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王才與劉順、李玉山、毛七、周永和五人商量往北搶劫，五人在朝陽門外大橋東北王爺墳地方會合。毛七持手槍，周永和持尖刀，行至東直門外西八間房地方，見一住戶房屋整齊，商妥可搶，惟彼時天氣尚早，五人仍向北遊行，商定夜間到該住戶家搶劫。日落時，五人由北返回，行至六一大道上見由西走來一個攜拿白布包袱的行人。五人一起上前將他攔住，用槍、刀威嚇不準聲張，將事主揪至道旁內將包袱搶奪到手，從事主身上搜出一個青布褡褳，內有現洋一元，銅圓數十枚。將事主身穿的藍布大褂、大棉襖、白布小褂剝下，將鞋帽、腰帶、圍巾等物搜搶完畢後將事主用麻線捆綁，用他的腿帶將雙目勒係，待半夜時才放事主離開。五人至西八間房路西住戶門首，擁開籬笆街門，進院踹開西房屋門進入屋內，見一個年老女事主和一個小孩從**驚醒，毛七、周永和用槍、刀威嚇並踢打事主，逼要錢財。五人搜翻箱櫃搶得衣飾、棉被、錫器、米麵等物，分攜逃走。原計劃第二天在劉順家分贓，等到上午十點多時還未見毛七、周永和回來，情知有異，劉順與王才商量逃避。二人及其妻子攜帶贓物在崇文門外巾帽胡同隆慶西棧住宿，不料周永和因當贓犯案，偵探在巾帽胡同將二人抓獲。毛七、劉順、王才、安亭山、李玉山被捕後，經警備司令部審訊，判處死刑，1930年4月1日執行槍決。[76]
王才從1929年10月開始迭次在四郊搶劫，其生活用度完全依賴搶劫的收入。從搶劫的過程看，一般搶匪搶劫的時間多是在三更時分，搶匪在入室後，首先用武器威嚇事主，將事主捆綁後，索要錢財。搶匪在搶劫時會用傷害事主身體的方式來使事主屈服，但是王才的案例表明，即便是搜搶到財物後，搶匪也會對事主進行身體上的傷害。王才等人的搶劫有時會提前確定目標，有時搶劫目標是隨機的。搶劫完後，搶匪會很快分贓，一般會采取平均分配的形式，但是握有手槍的搶匪會擁有更大的話語權。鮑殿忠在早期的搶劫中，扮演了頭領的角色，由他來對搶來的贓物進行分配，鮑殿忠顯然沒有按照平均的原則分配贓物，他的這種分配原則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滿，所以在之後的搶劫中，鮑殿忠被排出這個搶劫團體。搶劫團體對成員的管束是很鬆散的，即使是更大的搶劫組織，也是如此，這種鬆散的組織雖然降低了匪徒之間的合作，但在對搶匪的清剿中，起到了“保護”作用。搶匪是合則聚，不合則散，此處清剿，即改投別處，成員和成員之間往往不知根底，即使將其抓獲，也很難將其餘的搶匪姓名審獲。由於錢財得來容易，大部分劫匪過的是一種得過且過的生活態度，一旦錢財花光，很快就會再次行搶。我們可以看到盡管搶劫者以求財為目的，但是暴力已經成為一種主要的威嚇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