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獄人
民國時期政府重視對在監人犯的道德教育，期望通過在監獄的教育及教誨，使在監人犯在出獄後，不再觸犯法律，改善北平的治安，降低再犯率。在監人犯完成監獄的服刑後，並不代表恢複自由，他們必須再次接受審核，監獄會將出獄人發回到北平市公安局，由公安局對監犯再次審核。通常情況下北平市公安局會將其送往教養所幾個月，在教養所期滿後再次發回到北平市公安局，斟酌情況，予以釋放。有時人犯在感化院表現良好，還可以申請提前開釋。例如，竊犯張吉祥在感化所已經四月有餘，在織布科學習工藝，稱他原在天津從事商業，之後因生意失敗來平投奔朋友不遇，因環境相逼誤入歧途，“今已覺悟前非痛自懺悔”，感化所鑒於他“對於工廠事務莫不協同調理，不遺餘力，於公務前途得有裨益之處甚多，屢次懇請提前釋放”，殊堪憫恤，請求公安局將他提前開釋，以資鼓勵。[108]
出獄人在出獄後會置於公安局便衣的監視之下，由便衣警察繼續實施監控，除非認為出獄人不再對社會產生危害，監視者才會撤走。當然，礙於公安局的警力有限，並非所有的出獄人都會受到監視，公安局判斷是否監視的標準並不是很清晰，可能與監犯的罪行有關。
民國政府極其重視感化，對教誨和教育的作用期望很大，尤其是教誨，教誨被認為是對在監人犯進行改造最有效的手段。在具體的實踐中，教誨已經形成了對在監人犯從入監到出監全方位的輻射。教誨師被當成監犯道德的重塑者，在監人犯的賞罰、假釋都須征求教誨師的意見。教誨製度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並未取得期望的改造犯人的結果，整個民國時期，犯罪率始終居高不下。報紙上販毒、殺人、掠人勒贖等暴力犯罪層出不窮。僅1935年10月公安局辦案高達1607起，其中白麵鴉片540起，竊盜280起，鬥毆殺傷120起，詐欺恐嚇42起，賭博40起，奸拐30起，搶劫案8起，販運軍火8起，盜墓5起。[109]在北平的犯罪案件中，有相當人數的犯罪者屬於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