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懲罰
中國的刑罰學主要誕生在清末司法改革，在20世紀20年代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湧現出了一批傑出的學者，如孫雄、李劍華、芮佳瑞等人。刑罰是對於破壞法律者的強製的製裁，[1]中國傳統的刑罰偏重於肉體刑，以嚴酷的刑罰威嚇人民，從而避免犯罪的可能性。隨著西方人道和感化理念的引入，早期的學者們號召監獄改革，強調對在監人犯精神上的改造。[2]他們重新對監獄的懲罰功能作了定義，認為懲罰就是對犯人判處監禁。為此，監獄廢止了施行於犯人肉體的刑罰，代之在精神層麵對犯人進行改造，監獄“行刑之目的，在化除惡性，養成技能，鍛煉體格，使出獄後，回複良民生活，為國家社會有用之人”[3]，這種對獄政的改良成為國家重建工程的一個重要方麵。[4]
民國初期並沒有完全廢止肉體刑，1914年頒行《易笞條例》，恢複了某些肉體刑，如1916年閻文壽就曾因盜竊玻璃被判拘役30日、笞刑60下[5]，但頒行沒幾年，即行廢止，到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已經完全以自由刑來代替了。這一時期的刑罰主要有主刑和從刑，主刑有五刑，分別是罰金、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及死刑，判決的依據是根據罪犯所犯罪行的大小，從刑有褫奪公權及沒收。罰金是財產刑的一種，是最輕微的刑罰，民國時期被判處罰金的人數是比較多的，1934年北平地方法院被判處罰金的人數有5942人，判處金額達84372.6元。[6]罰金的目的有二：“一是保全犯罪者的廉恥，一是重懲犯罪者的貪婪。”[7]從罰金的繳納情況看，1934年繳納全額罰金的人數為3345人，金額24814.2元[8]，繳納人數占應繳納人數的56.24%，繳納金額占總繳納金額的29.41%，可見對於大部分判處罰金的人來說，罰金的金額是無力負擔的，對於無力繳納者，就采取“罰金易服勞役”，即用勞役來抵消罰金。罰金多與拘役或徒刑一起判處，如馮俊因販賣鴉片代用品被判處徒刑一年二個月，罰金200元。[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