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公共衛生的實踐起步於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城期間。當時各國分別在各自的占領區成立了軍事警察衙門，並組織地方紳商成立安民公所，在軍事警察衙門的領導下兩個機構共同負責北京城市的管理工作。[3]為了管理殖民者眼中“對於汙穢和怯懦毫無所感”[4]的中國人，防止疫情傳播，推行公共衛生成為統治機構的重要工作。
各國管區內均不許在街巷大小便及潑倒糞溺。德國公布的《安民章程》四條中，其中兩條均與衛生有關，要求各戶將街巷修墊平坦並打掃幹淨，以及不許在街巷大小便，並聲明違者重辦，之後又有告示要求每日潑水三次。居民門前街巷必須時刻打掃幹淨，“否則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嚇”。爐灰穢土不準堆積於街前，英美界有公捐土車挨戶裝運，德界未設則居民隻能堆於自己家中。美國界內在各巷口設茅廁，並設立除糞公司，挨戶捐錢雇人專司其事，各鋪戶在洋人督促下每日灑掃街道，不敢稍懈。[5]日本占領區設有衛生警察，主要工作為視察和消滅傳染病、禁止於路上撒尿潑尿，以及妓院的檢疫、隔離、取締工作，交通警察除了維持秩序以外，還負責道路清潔工作，包括督促住戶清掃道路、令工人在路上灑水和取締葬儀。[6]西方列強在北京設立了近代的市政機構，並以衛生為主要工作，監督民眾切實執行，從此公共衛生與北京城市民眾的生活開始發生直接的聯係。
此後，西方國家雖然不再直接進行統治，但不斷加強對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侵略，衛生作為其向中國政府進行施壓的一種手段，成為時刻懸於中國政府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1910年末，東北發生肺鼠疫疫情，俄國和日本出於各自殖民利益需要，強行派駐警察、軍隊開展防疫工作；俄國用重兵守住要道，禁止傅家甸地區與俄國居民區的交通往來，並不斷派檢疫人員擅入中國城巡視；日本則調動軍隊、派出高級軍事顧問，隨時準備派軍隊直接插手中國的防疫事務。[7]1919年華北地區疫情又起，駐京各國醫官認為中國政府在華北地區防疫不力，可能危及各國在華僑民，於是召開聯合會議列舉議案要求中國政府切實照辦，其內容包括：“（一）中國政府應注意於防疫事項，並將逐日所接有疫地方一切報告通知各國醫官聯合會以資研究。（二）業經傳染疫症各城鎮商埠應實行斷絕其與他處之交通，並實行檢疫之方法以杜蔓延。（三）應立即取締交通並於交通機關上施用必要之衛生法，如廊坊為來往必經之地不能斷絕交通，應令火車不在該地停站以免傳染。”中國政府采納了提議，並將全文照錄電令各省防疫。[8]此後各國醫官聯合會又函請中國政府迅速於豐台車站組織設備完全的檢疫所，以阻止疫病蔓延至北京。[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