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衛生已非中國傳統的養生之道，而是在翻譯西方hygiene後具備了新意義，其含義在知識分子的論述中不斷豐富，逐漸形成包含社會生活各個方麵，覆蓋城市空間各個角落，將個人與社會和國家緊密相連的具有寬泛外延的知識。
衛生能夠保障個人的生命和健康，並通過群體的健康達到促進經濟發展、實現國家富強的目的，這對於存在國家和民族危機的近代中國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知識分子懷著富強國家和振興民族的理想，一方麵看到西方國家不遺餘力推動衛生取得的成效，另一方麵又對中國的中下層民眾抱著懷疑和悲觀的態度，在基於衛生對民眾和國家具有重要意義的認識下，本應代表“社會”一方的知識分子卻將衛生施行的主動權交給了政府，並大聲呼籲、迫切希望以統一和強製的行政權力，對未有衛生自覺的民眾進行監督和約束。由此可見，衛生論述是近代民族國家論述的一個重要方麵，其肯定國家以衛生為由對民眾進行強製幹預的正當性，這對行政權力確立合法性和增強統治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近代的衛生將個人的身體狀況關聯至社會群體的健康和國家民族的強弱，強調個人對於公共事業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須知二十世紀為理性的時代，波流所屆，無論何人，果欲於空間上，保持其原有地位；於時間上，維持其固有價值；必對於公共事業，有所致力，有所貢獻。苟不爾者，於時代則謂之為落伍；於社會則謂之為蠡賊；決不容有幸存之理。”[76]衛生的公共性質，以及知識分子對其“社會化”的論述有助於推動社會公共性的形成和國民主體意識的覺醒。但由於其“國家化”得到了更多強調，這也使得衛生的普及過程中行政權力擴張的態勢更為彰顯。
[1] 賴鬥岩：《公共衛生概要》，1～14頁，上海，中華書局，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