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女性作為種族後代的孕育者和國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身體逐漸成為社會和國家關注的焦點之一。但女性身體病弱的現實情況不堪承受如此重任，此時衛生知識的引入為評判和形塑女性的身體提供了全新且必要的標準。女性身體不衛生的觀念和行為遭到批判，這些觀念和行為有的出自女性自身，有的則源於社會環境，更多的是多種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在輿論的帶動下，社會和政府采取了切實行動，推動女性身體從不衛生狀態中解放出來，積極改造女性身體以合於衛生，並為再造女性身體提供必要的支持。
在民族國家話語的籠罩和衛生知識的貫穿下，女性的身體部分或完全地暴露在輿論的視線中，被評判和形塑，以建構具有“富國強種”價值的女性身體。從女性本身出發的衛生需求隻能隱居其後，女性的身體在逐步“衛生化”的過程中，擺脫了不衛生的束縛，又走入了衛生的控製之下。女性在接受國家與衛生話語的同時，也就認可了加諸其身體之上的監督和約束，並逐漸轉化為自願自覺的個人行動。
近代民族國家話語的無所不在，以及其與衛生知識的聯係，導致無論是被動的要求還是主動的追求，民眾身體的衛生都難以擺脫民族國家話語的烙印。知識分子主導的輿論極力主張國家對身體的幹預，同時要求社會形成對身體的共同監管，由此使得政府對民眾身體的幹涉具有了正當的名義。民間力量的相關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成效相對顯著，行政權力對民眾身體的控製和管理則較為遲緩且缺乏係統性和連續性，但都以不同方式保證了民族國家和衛生知識話語對身體的穿透力。這個過程是民眾的身體“國家化”和“社會化”的重要一步，無論民眾有無自覺的認識，近代的行為模式和價值取向已日益成為社會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