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中國經曆了近代以來排外的最高峰——義和團運動，隨後八國聯軍的槍炮就將這種意識壓製下去，迫使中國承認現代文明的優越性。這一年是近代新舊消長的分水嶺，自此以後，開新的意識匯成潮流漫溢開來，自官方到民間都卷入了變革的洪流中。衛生知識亦是在這一年，被列強用皮鞭嵌入民眾的生活，之後很快成為新的市政機構的指導思想和踐行原則之一，也成為知識分子極力提倡和民間團體積極實踐的新內容。衛生知識在近代北京城市中逐漸普及，這一過程在空間、時間和身體三個維度上都有具體的表現。
各種社會主體在衛生知識的普及過程中相互博弈，不斷改造和更新近代北京的城市空間。衛生知識加速推動了城市空間破舊立新的過程，傳統空間逐漸衰落和消減，新式空間不斷增長和擴張，使近代北京城市的麵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衛生知識不僅改造了物質形態，還將規訓和教化的內容貫穿於這些空間中，通過空間影響在其中活動的民眾，使其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逐漸實現現代的轉變。
衛生知識的普及與世界時間的推廣緊密相連。衛生活動推動世界時間嵌入民眾的日常生活，成為社會的主要時間規範；世界時間有助於衛生活動對民眾生活進行統一、規律的教化，增強民眾對現代生活理念和方式的認同感。衛生知識要求城市的發展與世界規律保持一致，促使社會的主導時間形式和時間觀念由傳統向現代轉換，民眾在這個過程中逐漸適應現代社會的生活節奏和發展步調，城市也由此逐步向現代邁進。
衛生知識對近代國人身體的形塑，充分體現了衛生知識的現代性與近代中國民族國家話語的緊密聯係。衛生知識成為判定城市居民身體狀態的重要標準，這種身體狀態與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國民責任相關聯，從而推動身體進行不斷形塑和反複確認。衛生知識的應用是身體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民眾的身體逐漸向符合近代國家與民族需要的方向發展，近代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成為社會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