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剛一進入20世紀，就有人大聲疾呼：“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將何以自處也！”[132]這是維新派在構建國民與國家觀念的輿論中所表達出來的對新世紀的關懷，反映了世界時間對於中國立足於世界的重要意義。近代的中國努力吸收代表著進步的西方知識，力圖彌補落下的發展時間，追趕世界的腳步，這在近代北京普及衛生知識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近代衛生知識與世界時間具有天然的聯係，其以世界時間作為有機組成部分，力圖約束民眾的行為，規範民眾的生活，促進了社會活動時間的統一化，而這是世界時間普及過程中的必然，正符合行政權力對社會控製的需要。在政府直接控製的領域，“劃一時間”在逐步開展，尤其在30年代以後，政府機關實行統一的辦公時間[133]，各民眾教育館規定一致的開放和休息時間[134]，各市立學校的活動時間也逐漸趨同。當世界時間成為明確的規範，“時間開始被納入以計算的方式運用管理權威的過程中”[135]，對社會生活的管理和控製更為精確和嚴密，民眾的生活在世界時間的支配下日趨製式化，被納入符合科學要求的現代軌道中。
世界時間在為衛生活動提供運行框架的同時，也受益於衛生知識的傳播，社會時間和生理時間在未被明顯更動的情況下被鍾點符號所標示，世界時間的物質和觀念形態漸進地融入了民眾的日常生活。世界時間是衛生知識的基本要素和先決條件，衛生知識的傳播又推動了世界時間的普及，衛生知識與世界時間在共同的推廣過程中互相借重，形成了西方知識體係引介的良性循環。
民間力量在衛生知識與世界時間的普及過程中發揮了首倡之功，並積極進行破舊立新的工作。相比之下，政府不僅在衛生行政和世界時間的製度建設上相對滯後，在社會推廣上也稍顯遲鈍，但在民間力量奠定的基礎之上，政府以國家正統和國民代表的身份很快取得主導地位，並加速推進了衛生知識和世界時間的普及。世界時間不僅在製度上取得了正統地位，且在社會生活中也逐漸居於主導，近代的生活方式和觀念日益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