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和空間是事物存在的兩個基本維度，兩者是統一的，中國古人就以“宇宙”合稱，這也為現代物理學所證實。時間既有建立在自然的韻律和節奏基礎上的自然時間，也有建立在人類的活動和經驗基礎上的社會時間，兩者共存於人們的生活當中，並不存在唯一的時間；不同的社會文化，以及相互之間的碰撞交融，建構出豐富的時間體驗，同時又再次合成各個社會文化中的基本要素。[1]
時間是人們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其確實存在卻又難以捉摸，或存在於人們的觀念中而難以言說，或需借助有形的事物折射出來才能窺見一斑。要將時間實體化需要能夠計量時間的物體。在傳統中國，政府主導下的天文和曆法研究，通過發明日晷、漏刻等工具並對其不斷進行改善，從而獲得更準確和可量度的時間。在日常生活中，城市民眾能通過鍾、鼓樓和更夫等報時的方式得知準確的時辰，並結合生活借助一些參照物推斷大概的時間，鄉村則更多地依靠後者。於是就有了諸如“日上三竿”、“一炷香的工夫”、“掌燈時分”等根據日常生活經驗總結出來的時間刻度。
西方世界也經曆了利用日晷、漏壺等工具量度時間的階段，宗教祈禱的需要催生了能夠精確且等分時間的鍾表。當歐洲工業革命開始以後，鍾點時間開始成為人們普遍的生活準則，鍾表提供了公共生活的統一標尺，因此可以說，“時鍾在西方興起的曆史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和擴展公眾生活舞台的曆史”。[2]西方的時間隨著計時的完善化與鍾表的精密化，不斷提高和充實了公共化的時間，這種公共化的時間具有世界性質，即“世界時間”。[3]在近代世界西方霸權的強勢主宰下，具有現代性的世界時間被推廣至世界各地。
時間知識具有與權力相係的性質，無論哪個時代的政治實體都將其作為一種建構及推行自己權威的重要工具。在近代中國這個特殊的時空節點上，時間是中西對話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麵相。近代以來西方的時間觀念在中國社會逐漸擴大其使用範圍，使北京城市中出現了多元時間並存的局麵。民眾沿襲自傳統的衛生時間與近代衛生知識發生了碰撞，傳統的觀念和行為受到批判、破壞和改造。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衛生時間經過調整逐步與近代衛生知識相結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