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正處在一個推陳出新的時代，城市的空間也在不斷更新，以滿足人們新的需求。公園在輿論和市政機構的積極推動下創設，反映了人們獲致衛生環境的美好願望，政府和社會都對其抱以支持態度，並以公園作為教化民眾的新據點。近代市場是市政機構積極引入西方商業管理模式的產物，而東安市場和屠宰場的成敗對比，反映了政府在新型空間創設過程中具有一定影響力，但公益能否戰勝功利，則要看行政權力有無實力壓縮商業利益的存在空間。近代醫療空間是集中體現衛生觀念和實踐的場所，市政機構通過積極地扶持和引導近代醫療空間的成長貫徹自身的衛生訴求。
這些新式空間誕生於衛生知識的指導，又造就了衛生的精神。衛生知識與城市空間的更新之間互為因果，形成了良性的互動，共同獲得了發展。政府對新式空間的影響力最大，甚至成為其能否產生的關鍵因素，鮮明地標示出政府在城市空間更新中居於的領導地位。通過主動增強衛生的教化能力、努力贏得與商業利益的博弈，政府的空間統治形式得到了豐富和擴展。
在北京這個典型的傳統城市中，新舊因素互相影響，新式空間在創建過程中對傳統空間進行了積極利用和改造，體現了新權力對舊秩序的破壞。同時傳統空間也對新式空間的產生了影響，使得傳統因素在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續，並豐富了新式因素的形式和內容。衛生知識在與中國傳統的相互角力中獲得了較大範圍的勝利，但其收獲的戰利品，不純然是陌生的產物，而在不知不覺中融入了中國的傳統能量，潛移默化中，新之不全為之新，舊亦不再複為舊。
[1] 熊月之：《張園：晚清上海一個公共空間研究》，載《檔案與史學》，1996（6）。
[2] 《中國京城宜創造公園說》，載《大公報》，1905-07-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