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東方雜誌》上有文章論及當時社會上的一些青年利用新名詞為自己異於傳統的行為辯護，其中就有“豐衣美食，大廈安居，身本貧賤，乃獨不行其素，偶茹小苦，棄之若浼，苟有責之，則曰不適於衛生也”[104]。新名詞儼然成為護身符，有了新名詞就能理所當然而有恃無恐，新事物和新舉動就能免遭傳統的扼殺。
“衛生”這個新名詞對於國家、社會和個人所具備的正麵寓意，使其成為政治行為和商業活動的保護傘。西方列強以衛生的名義幹涉中國的內政，中國政府也借此設立新的市政機構，以鞏固原有的權力和樹立新的權威。新的政治機構和行為經由衛生確立了合法性，“名正言順”地幹預民眾的生活。衛生成為商業活動中的一種潮流。許多產品在廣告中宣揚“衛生”以增加其附加價值，甚至誇大其詞以抬高身價，商業經營以“衛生”為招牌賺取利潤，醫療衛生服務也成了一些人謀生的工具。衛生被政治和商業活動所利用，甚至濫用，反映出衛生的社會接受度之高和社會影響力之大，其已然成為一種在近代中國具有權威和導向意義的知識。
“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係，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係就不會有任何知識。”[105]個人、社會和政府都以衛生知識的名義獲取權力和合法性，同時報刊上的衛生論述和商業廣告、政府設置的行政機構和開展的衛生活動都在不斷建構衛生知識，不斷增強衛生知識的效力。由此可見，衛生是一種可以產生權力並為權力所用的知識，其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將視野放在近代北京的城市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衛生知識的影響一步步擴展和深化的過程，這將是隨後要進行論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