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回到北京之後，麵對新的朝局變化，那就是權傾一時的宦官劉瑾被處死（正德五年八月）。表麵上來看，劉瑾勢力的倒台，似乎意味著小人失勢而君子道長時期的到來，所有是非倒置的狀況即將被倒轉，被毀壞的道德秩序又可以重新恢複。但實則不然，因為劉瑾被殺，不僅沒有重建是非的標準，也沒有君子道長的情況發生；相反，卻是是非標準更加混亂的現實環境。在上一章，已經提到陽明“一心運時務”的思想理論，是從政治上以及學術上兩方麵思考所得出的。而政治上的思考中心即是如何成為“君子”，所以當其回到北京時，自然高舉“君子之學”，目的是撥亂反正，而這也是他在北京時期的主要作為。所以，要了解陽明在北京時的作為與思想，必須從劉瑾倒台後的朝局變化來理解。
（一）後劉瑾時代：主政者對“君子”的打壓
當陽明蟄伏於龍場之時，明朝政府在宦官劉瑾等人掌握朝政大權的情況下，不但不能解決成弘時期以來國家社會所麵臨的問題，反而逐漸毀壞其既有的基礎。因此，在政治上各種顛倒成憲的做法，屢見不鮮；而在社會上，由於宦官們強征豪斂的緣故，使得人民無法安居樂業，各地盜匪蜂起，治安亮起紅燈，社會秩序走向崩解。身居國家中流砥柱地位的士大夫們，有些因追求權力，甘為宦官們的馬前卒；又有些選擇靜默不語或是隱遁山林，更助長國家局勢的惡化，而這就是陽明回到北京之時所麵臨的政治情勢。“後劉瑾的時代”中，包括陽明在內士大夫官員們所要麵對的就是劉瑾當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種種政治社會道德問題。因此，如何因應這些問題，並進而解決，成為當時各方關注的焦點。
劉瑾當政之時，各種倒行逆施的作為，罄竹難書，於此不能一一說明。但是，有一點卻是值得關注的，那就是當劉瑾被殺後，如何評價劉瑾當政時士大夫們的態度與行為，而這將成為往後解決國家種種問題的核心。因為這牽涉是非善惡道德價值的標準，假如這個標準無從建立或恢複，甚至沒有的話，將導致國家的運作失去合法性，國家也因此喪失存在的依據。回顧劉瑾當政的時期，劉瑾為了能穩固地掌握權力，故開始變亂明代建國以來為了政治運作所設計的種種成法。但這些作為並非宦官們可以獨力完成的，故需要外廷士大夫官員的合作，為其作為張目與實施。劉瑾因而通過軟硬兼施的手法，吸引一些官員與之合作，而這些人在其失勢後，其過去種種的作為都將受到攻擊及懲戒。因此，就當時的政治情況而言，不論是劉瑾當政之時或是失勢之後，“政治清洗”的工作總是緊接著進行的，隻不過不同之處在於清洗對象的互換。劉瑾被誅後，“政治清洗”的工作分成兩個方麵：一是對於劉瑾一黨做出不同程度的懲戒；另一方麵，針對過去曾遭到劉瑾迫害的人，予以複職及補償，“以旌直風”[1]，彰顯“君子”的價值。不過，這樣的“政治清洗”是很表麵的，舉例來說，如何確定某人為“瑾黨”呢？如果身居要職，卻未能於劉瑾當政時提出諫言，是否也算是黨劉呢？如果不是為劉瑾所迫害而是為其他宦官所迫害的人，是否也應該予以複職或補償呢？如果應該的話，那麽迫害之人是否應該受到懲罰呢？這一連串有關正義與非正義的問題，都牽動當時政治情勢的發展，而任何賞罰命令的發布，也都在訴求或動搖傳統的價值觀念。殊不論結果為何，可以想見的是，劉瑾被殺後，政治倫理勢必有一番重新清理的過程，但可以確知的是已不可能回到劉瑾當政之前的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