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在北京宣揚以成為“君子”為核心概念的“聖人之學”，但是其所談論的範圍不出於對一個人“內心”的修養工夫。這樣的說法，或許對個人有“變化氣質”的功效，但能否因應當時國家社會的問題呢？雖然，就陽明自己與其門人來說，在“一心運時務”的理論下，隻要能夠常存“無私欲之心”，自然可以經綸天下。但顯然這個說法沒有得到太多的認同，北京大多數的士大夫仍然將陽明思想視為一個人式的修養理論罷了。而到了南京，陽明的這套思想受到其過去友朋的質難，也因此對其思想產生無形的推動力，促使陽明深化他思想的廣度與高度。然陽明究竟在遭遇什麽樣的質難後，而能擴展其“聖人之學”呢？這個思想深化的曆程必須從其在南京時期的遭遇來說明。
（一）南京時期的“門戶之爭”
由於朝政日非，無形的政治打壓又接踵而至，陽明心中極欲致仕回鄉，但由於家人的反對，不能如願。正德七年十二月（1512），陽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卿，任官地點在距離南京一百四十裏的滁州，掌管馬政；再於隔年四月升任南京鴻臚寺卿，掌管賓客儀節等事。事實上，這種明升暗貶的情況，對於陽明來說，可謂五味雜陳，因為一方麵可以遠離北京政治上的鬥爭，但另一方麵，又無法對國家有實質的貢獻，唯一能做的就是懷抱著“學術”的熱忱，宣揚他所體悟到的“聖人之學”。
陽明在北京時，雖然汲汲於宣揚他所領悟到的“聖人之學”，但回響並不明顯。到了南京之後，麵臨更大的挑戰，因為相對於北京而言，南京由於遠離政治的中心，政治的影響力不如北京那麽大，故士大夫官員們有更多的閑暇時間來談文論道。他們一般活動大都群聚在一塊，組織會社，詩文酬唱，如“瀛洲雅會”之設，黃佐（字才伯，號泰泉，1490—1566）記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