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政治文化在正德一朝變化相當大，其中“誅八虎”計劃的失敗是一轉捩點，從此之後，宦官劉瑾等掌握國家大政，其中種種倒行逆施的作為，在在都使得國家的秩序瀕臨崩解狀態。此時的士大夫們敢勇於挑戰宦官權勢的，不能說沒有，但以當時內閣大學士等人的做法，又何嚐不讓中下階層的官員們為之氣餒。劉瑾倒台之後，官員們上疏直諫的文字中，振作“士氣”成為普遍的共識，但由於政治權力依然掌握於宦官之手，“士氣”依然萎靡，朝政仍不見起色，國家情勢依然危急。此時的陽明在曆經龍場的放逐生活後，懷著經世之誌回到北京，原想於“後劉瑾的時代”中，一展經世濟民的抱負，但其“政治受難者”的光環，卻使其遭受無形的政治打壓。一連串有關其父親賄賂等情事的“曝光”，不但引起眾人的指指點點，當然也影響到陽明的心情，在那表麵上強調“政治清白”的政治情勢下，真正“政治清白”的人，卻遭到“不白之冤”，充分顯示當時的道德價值的淪喪與倒置。
處在如此不堪的朝局之中，陽明懷著悲憤的心情，思考著當時的情勢是如何造成的，為什麽滿口仁義道德的人，卻做出言行不一的作為？為什麽政治與學術地位高的人，沒有辦法把持其道德的信念，堅持善惡、是非、義利等傳統的價值？為什麽當有人起而對抗這種歪曲正義是非的行為時，卻遭到無情的對待，無人再挺身而出來聲援呢？士大夫的“氣節”哪裏去了？“君子”何在？往後國家社會的秩序又將如何維持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況是否即將到來呢？這一切問題的症結點又為何呢？現在又該如何才能挽救國家社會於危急之時呢？陽明秉持其“一心運時務”的思想理論，認為當務之急是恢複道德的秩序，也就是要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起點就從每個人的“心”中做起，使每個人都成為“君子”，而這就是為何陽明要汲汲於提倡“心學”的原因。陽明首先重新思索學術發展的問題，認為當今學界錯認學術的發展路徑，忽略了孔門真正之傳是在顏子一脈，而非強調博學廣識的學術傳統，所以陽明通過對“聖人之學”的重新衡定，並於《大學》一書中，尋求到其理論的根據。所謂“格物”，是去格心中之物，也就是將“心”中不正的部分去除掉，即能將“人心”變回“道心”。唯有如此，才能靠著這無私欲的“心”分辨善惡是非。其次，通過與朋友的交往，極力宣揚此學，希望他們可以了解到此學“變化氣質”的功效，成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