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旨在重建陽明軍功建立與其思想轉折間的關聯，來說明其“良知說”的形成經過。陽明曾說過“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1]，可見是其“聖人之學”的關鍵。但是陽明為什麽要改變他之前所認定的“聖人之學”內容，轉而以“良知”說為主呢？要明了這個思想轉變的過程，則必須從其軍功建立的過程中，來尋繹線索。而要清楚說明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一方麵取決於對陽明軍功建立過程的了解，尤其是在帶兵過程中的體悟；另一方麵則取決於在建立軍功後，陽明在現實環境中的遭遇對其思想的衝擊和改變。
陽明在正德時期的軍功主要有二：一是平南贛群盜，二是平宸濠之亂。兩次軍功的建立，對於陽明的思想發展而言，意義是大不相同的。首先，從兩次戰事的比較，可以大致了解陽明所麵對的情況。以表列方式來說明：
從此簡表中，可以清楚地知道這兩次戰事對陽明而言，最大的差異點在於一個是有計劃與步驟的戰爭，另一個則是反應時間相當短的戰爭。也因為這個不同，使得陽明在處理相關軍務以及判斷攻守時機等方麵，麵臨很大的挑戰。而這些挑戰，不僅對陽明的生理方麵造成莫大的負擔[2]，更重要的是心理的負擔，主要是在行賞罰之時，可能要殺人的。當然，兩次戰事後的敘功過程及結果之南轅北轍，對陽明而言也是一大問題，主要的原因是後者牽涉權力的鬥爭。就因為戰事前後接踵而來的種種問題，都考驗著陽明是否真如其“一心運時務”思想理論所強調的，能夠靠著“一心”，通過“格物”的工夫，來因應人事酬變。
從事後的曆史事實來看，顯然之前陽明還未能真正徹底地實踐其思想理論，因為他將“聖人之學”工夫論的重心，從過去強調“格心中之物”，去“其心之不正”的“誠意”之說，轉變為強調以每個人自有天賦之“良知”為判斷是非的準則，依循此準則，來因應人事的變化。也就是說，其工夫論內容，從強調“誠意”轉而為“致良知”。究竟陽明在此軍旅生涯中，遭遇到什麽樣的困境，促使他轉而以“良知說”為工夫論的重心呢？此外，除了思想方麵的轉變，在人生態度方麵，陽明也從一開始懷抱經世的態度轉而寄情於學術教育，例如講會的成立就在此時開始，後來回到家鄉之後，更致力於書院講會的活動。究竟陽明在立下大功之後，不但沒有在政治路上更上一層樓，反而歸鄉心切，其個中原因又何在？而陽明這個人生態度的轉變，究竟有無背離他自龍場後所秉持的“一心運時務”思想理論呢？如果已經背離的話，難道說陽明認為“時務”已經得到解決了嗎？抑或是陽明認為僅靠著“一心”，仍然無法運時務呢？這個思想理論的背離與否，關乎該如何理解陽明歸越以後的經曆，當然也牽涉往後其提出“四句教”“拔本塞源論”以及“大學問”的問題。所以，如果無法準確地說明陽明在南贛時期事功建立對其思想的影響，亦不能對其歸越之後的作為有一清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