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旨在說明陽明回到北京任官後，如何開展“一心運時務”的思想理論，並且進而在南京時提出“聖人之學即是心學”的轉變過程。這包括幾個麵向的討論：一是陽明如何向世人說明他“一心運時務”的思想理論，而這個思想理論的學術脈絡為何？陽明是如何宣揚此理論的？宣揚的過程中，碰到什麽樣的問題？二是陽明為何要在南京時提出“聖人之學即是心學”的說法？其提出的動機何在？而此說法又帶來什麽樣的後果？陽明又是如何去說服當時學術界接受此說法的？
全盤思考此“聖人之學即是心學”說法的出現，必須扣緊此說法的現實因素。而觀察此現實因素，可從兩方麵切入：一是政治社會環境方麵。一個學說的出現，不但反映出提出學說之人當時所處的國家社會環境，也顯示出此學說是否具有解決當時種種問題之可能性。因此，必須通過當時的現實狀況，才能理解此說法的意義。而陽明之所以從“一心運時務”的思想理論轉變到“聖人之學即是心學”，就意味著現實環境的轉變，使其不得不提出相應的說法。二是學術界的反應。對於國家社會現實狀況的看法，不管是前人或是時人，都會提出一套論述，並不僅僅於陽明一人獨有而已。所以，在眾多的論述之中，如何讓當時的學術界，接受其說法是可行的，是陽明最重要的問題。其中的關鍵點有二：一是能否提出一套具有學術源流意識的理論根據，也就是說，不管是“一心運時務”的思想理論，還是“聖人之學即是心學”，都必須與古聖先賢的說法若合符節。這不僅僅在思想材料上必須援引孔孟以來的經典，在思想體係上亦必須麵對當時的學術主流。也就是說，如何論證程朱思想無法解決現實問題的原因，而其說法可以的原因。二是其說法的可行性如何展現？用傳統語匯來說，是否具有“變化氣質”的功效或是“儒者之效”呢？而這個效用，不但必須滿足個人的需要，也必須滿足國家社會的需要，否則此效用就是有局限性的，也就不是儒家所謂可以“參讚天地化育”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