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王華與陽明的會社性質，可以發現在王華那個時期的會社活動內容，一方麵逐漸脫離程朱思想的牢籠，從對傳統經典的探討，開始有一些不同的學術意見出現。這些意見也間接地影響到陽明，使其在反省傳統學術思想時，能夠比當時一般的士人更沒有思想的羈絆，而獨立地思考儒家思想中的關鍵概念。另一方麵，由於會社內容不僅僅於討論學術議題，對於所謂一個人“德業”的關注，也是當時相當重要的議題。而這種要求“道德”的聲音，在往後陽明所參與的會社活動中，卻幾乎未見類似的內容。這顯示出陽明所處的學術風氣，大體上走向詩文辭章之學，而對於儒家傳統所極力表彰的君子“德性”，卻流於口耳之學。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當士大夫們遇到利益攸關之時，自然也就不可能對“道德價值”有所堅持了。從正德元年“誅八虎”事件中，乃至於往後朝局的發展，都無不驗證這樣的社會現象：沒有“道德”觀念，也就沒有是非的存在。因此，離京師千裏之遠龍場的陽明，站在一個“小人得誌”與“君子道消”的環境之外，思索該如何讓每一個人都是“君子”，而非“小人”？
陽明認為所有問題的根源在於每個人的“私欲”上，是大大夫官員們因為無法克除私欲，才導致“丁卯之禍”。而陽明認為當時學界所認知的外在的道德規範事實上隻能喝止私欲的蔓延，並無法根本地祛除私欲；而宋儒靜坐的方法也隻能達到一時的灑脫境界，仍會有私欲再度叢生的問題。最後，經由“舜”這個聖人的所作所為的啟發，促使陽明體認到聖人與人都具有“明德”，隻不過差別在於聖人時時去其私欲而能自明其明德，但一般人則無法時時祛除私欲，導致“明德”被遮蔽。而一個被遮蔽明德的人就是小人，所以，要成為君子的關鍵就在於祛除私欲。而陽明從朱子的思想出發，通過對其讀書法中“格物致知”概念的重新理解，體認到所謂“心即理”的說法。他認為隻要能夠保持那“不為物欲侵擾的心”，即能以此“心”，來應接事物，所以功夫應該在如何去除私欲的方麵做。而從事後他對“格物致知”的說法，可以知道“格物”是“去其心之不正”。所以，所謂“自明明德”是與“去其心之不正”同時發生的，一旦能去其心之不正，即能自明明德，也就是所謂“知行合一”的功夫。陽明認為通過這個功夫論，即能成為“君子”，也就可以經綸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