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在龍場時期，其所思所想自然圍繞著“丁卯之禍”的前因後果，尤其是針對當時官員們的種種反應與作為，深入剖析。因為這些人的作為（尤其與陽明親近之人），衝擊著陽明的內心，促使他重新思考，究竟是過去遵循的道德觀念不合時宜呢，還是說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道德價值無法彰顯出來？如果是道德觀念不合時宜，那麽什麽樣的道德觀念才是合時宜的？假如道德觀念並未有任何不合時宜，又為何這個社會無法彰顯道德的價值呢？此外，身為當時國家中流砥柱的士大夫們，為什麽沒有辦法堅持甚至是放棄了平常口說筆論的道德觀念，而汨沒於私欲之中，與宦官同流合汙呢？其原因何在呢？這一切的問題都促使陽明對於他所信仰的價值觀念體係，重新做一次檢查，來尋求問題的根源，並進而提出他的看法。而這思考的最終目的，自然是要恢複一個道德完善的社會。
（一）對李東陽作為的反思
由於在“誅八虎”事件中，是以鏟除宦官為目的，因此不論是讚成或是反對，即便是默不作聲，皆標誌著官員們自身對此事件的立場。不同的立場，也無形中形成一個分隔點，區分了這些平常相與談學論道、詩文酬唱、互動頻繁的士人圈子，形成一個“君子與小人”、“是與非”、“正義與邪惡”陣營之兩方。就以大學士李東陽為例，由於其與劉瑾等交通的作為，不但引起士人間的紛紛議論，尤其對其門生故吏而言，其內心所受的煎熬，更是不言而喻。但是，終究有門生對老師下達最後通牒，羅玘（字景鳴，稱圭峰，1447—1519）在寫給其師的信中說道：
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獻諂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複言之。伏望痛割舊誌，勇而從之，不然，請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眾，大加誅伐，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甘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