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於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九月回京任官後不久，孝宗駕崩，武宗繼位，對於他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丁卯（1507）之禍”，其禍端也在此時逐漸浮現。“丁卯之禍”的發生，是長期政治勢力相互角力的結果，角力的雙方是外朝士大夫官員和內廷的宦官。由於自武宗即位以來，外朝官員們就曾針對武宗本身及內廷宦官等種種不法行為，進行一連串上疏勸諫的動作。在正德元年（丙寅1506），由於內廷宦官要求鹽引的問題，使得外朝官員們籌劃一項“誅八虎”[40]計劃，企圖清除武宗旁邊的宦官。但這個計劃，卻因為機密外泄，導致失敗，造成參與此計劃的人陸續被懲戒。陽明因為要營救被懲戒的官員，也與其他官員陸續上疏申救，也招致下獄的結果。隔年（丁卯），在此事件中，不管是直接參與者或是往後聲援營救者等五十三人，在皇帝的敕諭中，被昭示為“奸黨”。此一“誅八虎”事件，不論是對當時或是往後朝廷的官員來說，都產生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政治倫理方麵。因為相較於弘治朝，正德朝的政治倫理有了很大的改變，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士大夫官員們處事毫無是非標準，道德觀念淡薄，國家社會的道德秩序呈現崩解的現象。
（一）“誅八虎”事件
討論“誅八虎”事件必須從遠近因素來談。此事發生的遠因是長期以來內廷宦官與外朝內閣間互相爭奪權力[41]，從成祖因宦官之助而順利奪得帝位，到王振用事，導致土木堡之變以及憲宗朝汪直的濫權等。但相對過往而言，弘治一朝，宦官的力量受到壓抑，但仍有與外朝官員對抗的實力。近因則是在武宗繼位之後，宦官的勢力借由曾是皇帝藩邸的舊屬，其權力逐漸擴大。內外兩方角力的結果，終於在“鹽引”的問題上，爆發政治衝突。在此政治衝突爆發之前，內閣三位大學士劉健（字希賢，號晦庵，1433—1526）、謝遷、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1447—1516）三人皆曾陸續聯名上疏勸諫武宗早朝視學，也要求裁抑內廷種種作為及花費等，不一而足。不僅如此，三人也曾通過上疏乞休致仕的做法，希冀武宗能夠依照其所請而為，但武宗依然故我，甚至變本加厲。同一時間，科道官員也接連上疏要求誅除內廷宦官，但都得不到武宗的正麵回應。終於在正德元年（1506），由於宦官們對於鹽引的爭取[42]，引起掌管鹽政的戶部尚書韓文（字貫道，號質庵，1441—1526）之反對[43]，聯合京師九卿官員伏闕廷諍，要求武宗不要依其所請，給予鹽引，但遭到武宗的駁回。韓文遂與另外兩位尚書計劃下一波的上疏，由戶部主事李夢陽起草疏文（正德元年九月）[44]，要求誅除武宗身邊的宦官劉瑾等八人，但是，此計劃很快就歸於失敗。事實上，這鏟除八虎的計劃之所以失敗，主要的原因是外朝官員中有人將行動計劃泄密給劉瑾等人，這可從楊守隨（字維貞，號貞庵，1435—1519）上疏的內容[45]中隱約看出，而黃景昉則明白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