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在入仕前後的生活形態必須從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中來理解，對此，曾與陽明一起結詩社的李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1472—1529）曾有一深刻的感受，他說：
曩餘在曹署，竊幸侍敬皇帝（孝宗，年號弘治，1488—1505），是時國家承平百三十年餘矣！治體寬裕，生養繁殖，斧斤窮於深穀，馬牛遍滿阡陌，即閭閻而賤視綺羅，梁肉糜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內無盜賊幹戈之警，百官委蛇於公朝，入則振佩，出則鳴珂，進退理亂弗嬰於心。蓋暇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群詠，深鉤賾剖，乃鹹得大肆力於弘學，於乎亦極矣！[1]
李氏所說的時間點是孝宗弘治一朝，正是陽明入仕前後的時間，因此，此段敘述正可以拿來理解陽明當時所處的時代氛圍。李氏的說法有三個麵向：一是國家承平已久，海內外無重大盜賊及戰事的發生；二是經濟情況良好，所以名貴衣服並未被一般平民所珍惜，而生活條件也非常好；三是當時在朝為官的士大夫們，下班後就去娛樂場所，閑暇之時則聚在一起喝酒，討論文學與史學等。這三方麵充分地說明弘治朝是一個政治太平、經濟發展、文風鼎盛的時期，所以稍後的時人黃景昉（字太穉，號東厓，1596—1662）才發出“真恨不身生其際[2]”的感歎。對於躬逢其盛的陽明而言，其生活形態自然無可避免地趨向於時代的風尚，而帶領他進入這個風尚的人，就是父親王華。
（一）王華的會社網絡及性質
關於王華（字德輝，號實庵，晚號海日翁，1446—1522）的生平事跡，學界所知甚少，隻大概知道在其中狀元之前，名聲已籍籍於四方[3]，與當時另一同鄉狀元謝遷（字於喬，號木齋，1449—1531）齊名[4]。不過，名聲四起不代表仕途順遂。由於會試接連落第，致使王華有相當長的時間是以教書為業的[5]，而在出外教書之時，陽明有時也會陪同前往[6]。所以，王華此時的日常生活，一方麵為求糊口而奔波，另一方麵則是繼續其科舉之學的鑽研。但在王華狀元及第後（成化辛醜1481），由於任官於北京的關係，其日常生活形態有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改變，是通過參與各式各樣“社”與“會”的活動，擴大其人際網絡，而這就是上述李夢陽所談到官員們閑暇時的活動。這些活動是通過各種名目來成立的，例如詩社、文會、座主門生會、同僚間的會[7]、同年間的會、同鄉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