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謝廷傑與徐栻兩人都認為過去從祀標準之一的“崇德報功”之“功”應是“政學合一”的內涵後，擴大了傳統的祀典含義。相較之下，強調陽明“事功”的表現，成為與另外兩位（陳獻章與胡居仁）被提名從祀者非常不同的條件。本文通過嘉靖本與全書本《年譜》內容差異的對勘，發現錢德洪等人為了陽明從祀孔廟的目的，在全書本《年譜》中，將陽明事功、思想與行履的敘述往符合當時從祀標準的方向修改與塑造。總的來說，有關陽明事功的描述，一方麵是盡量不犯當時的政治禁忌，也不牽涉太多政治上相關的人物，對於功績也是盡量低調，不予人有誇耀陽明建立“不世之功”的感覺；另一方麵對於外界的批評與質疑，則用種種理由來回應與平反。但最終導致對陽明事功建立過程的描述是語焉不詳的，並且加入太多辯解之詞。另外，陽明的《大學》思想本應是兩版本《年譜》中的主要內容，但由於在王門內部牽涉何謂“正統”解釋的問題，使得其學術思想的形成與演變反而無法有一邏輯且明確的敘述；隻能通過錢德洪的按語來表明陽明的“大學觀”是聖人之學，其“致良知說”是簡易明白的，而這個說法實與謝廷傑的奏疏內容若合符節。最後，將長久以來社會輿論對陽明有所質疑的觀點，通過種種巧妙的文字改寫與說法隱諱起來，使得看《年譜》之人所接受到的陽明形象，不但是“文武合一”，且是行履端正、不愧屋漏的，亦是達到程敏政所要求的“無疵於公議”從祀標準。因此，在往後有關陽明的傳記中，不論是官方撰述抑或是私家著述，對陽明的生平事跡與形象都隻能有一種想象。全書本《年譜》中的王陽明是一個“合格”於當時從祀標準的“真儒”，而不是陽明自己所認為的“自反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