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為了什麽目的，需要對《年譜》作刪改呢？確實的理由與證據，筆者尚未尋找到[35]，但仔細考察比對前後兩個版本，“從祀孔廟”這個目的的確相當明顯。假設真是為了從祀，那麽謝廷傑所上的奏疏內容就相當重要了，因為後來的版本必定參照奏疏內容中所提到的標準來進行刪改。在進入實質前後年譜內容對照與說明之前，須先說明謝氏奏疏中所提到陽明應從祀的理由何以是符合從祀孔廟標準的。當然，謝氏所認定的從祀標準一方麵須考量到傳統“祀典”的內涵，另一方麵也要汲取薛瑄從祀的經驗。傳統“崇德報功”的內涵前麵已說明過，不再複述，但用此標準來看薛瑄的從祀問題，則多一層意義。屠應埈（字文升，號漸山）在論及薛瑄應從祀的理由時說：
瑄（薛瑄）勤學好古，講道授徒，進無比周，退無顧望，居位盡職，行誼卓然。其所著《讀書錄》篇帙雖簡要，皆周程朱子之格言，反之於身，衝然篤悟，內不自誣，外不誣人，固聖學之流宗，儒者之遺範也。或者乃曰：“從祀以報功，貴釋經以衛道。”……瑄雖無所注釋，至其律已處官之狀，求之聖門，可謂篤信好學、有所不為者矣！[36]
當時人認為從祀孔廟必須有功於聖人之學，而其中重要的證明是要有“釋經以衛道”的著作，然薛瑄的《讀書錄》一書並不算是此類的著作。而薛瑄唯一的優點就是人品不違儒家君子的標準，也就是程敏政所說“無疵於公議者”。實際說來，薛瑄從祀的理由是不完全符合傳統“崇德報功”標準的。[37]
再回到陽明從祀問題。隆慶六年十二月，給事中宗弘暹上疏請求從祀陽明，當時的皇帝已是神宗。隔月，萬曆元年正月謝廷傑亦上疏請祀陽明，其疏中有雲：
臣聞欲致治者，必資於用才，然而人才有高下，則政治之汙隆隨之。是故，真才之長育不可以不豫也。欲成才者，必由於學術；然而學術有純駁，則人才之高下隨之。是故，正學之講明，不可以不力也。欲明學術，不徒在於立黌序、設條敎，必由有大儒焉！樹之標準，昭之議則，然後可以一眾趨、堅初誌而要之有成。是故，於所謂大儒者，生則禮而師之，歿則從而祀之，不可以已也……王守仁篤信聖人，力探道妙，謂儒者之學不獨功利非所當為，即訓詁詞章皆在所不足事。故本虞廷精一、孔門愽約之旨，以發《大學》格物致知之義，名曰“致良知”……其為理明白而易簡，其為說精確而圓融，舉凡近世舍內逐外、支離汗漫之習，與夫慕空耽寂、枯稿遺落之弊，一洗而空之。至其行履，則忠孝正直，不愧屋漏。發為文章，措為政事，建為勳業，皆炳炳巍巍在人耳目。臣嚐僭評孔孟周程之後，所謂“大儒”未有過於守仁者也。顧在先朝，廷臣屢乞以王守仁及大學士薛瑄從祀孔子廟庭。瑄幸已允所請，而守仁猶欲待事久論定，遲而未決。夫其所以欲待論定者，不過疑守仁之學專主於尊德性，與朱熹之道問學不同而已。[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