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的“聖人之學”，是以“德性”為基礎的，因此才會將其工夫論重心都放在對於心中私欲的去除上。但是，一個人如何知道自己有私欲，並進而去除呢？會不會有“認欲為理”的問題？而之所以有這個問題產生，主要的原因在於陽明的“聖人之學”沒有一個衡量私欲的標準，所以才無法確實地知道私欲存在與否。相較於朱子學，由於強調萬事萬物皆有其定理，因此可以通過外在之理來確認內在所想是否是私欲，所以同樣是以“存天理去人欲”為工夫，較有下手處。陽明隨著對賞罰問題的思考，深化其工夫論的觀點，認為“本心之明”自然可以判準私欲，但是，什麽是“本心之明”？一個人如何能夠知道他是發揮“本心之明”來做事的呢？對於這個問題，陽明直到忠泰之變後，才有了具體的論述——“良知說”，來支撐他的想法，且這個論述亦有其學術脈絡。
（一）“良知說”的學術脈絡
陽明雖然已經明了靠著“本心之明”即可因應人事的變化，但是他並未明白地說出何謂“本心之明”，直到他汲取周敦頤及程顥（字伯淳，稱明道，1032—1085）的思想來論證，其“良知說”才有學理上的依據。而陽明之所以會注意到兩人的思想，主要是因為其到九華山的因緣。《年譜》記雲：
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詔麵見，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違，複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庵中。[76]
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陽明選擇待命於蕪湖，並重遊九華山，在草庵中靜坐。陽明此次重遊，與上次來時的心境大不相同。他在化城寺留有詩，詩中有雲：
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麵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