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宸濠叛亂事件不同於明代過往的藩王起兵，原因在於宸濠經營地方及朝廷甚久，已經隱然形成一個以宸濠為中心的政治勢力集團。而當陽明迅速平亂之後，緊接而來的問題，就是對此集團的“政治清洗”，也使得陽明此時具有左右朝局的地位，成為權力鬥爭中，各方拉攏的焦點。但曆史事實卻不是這樣的發展，原因必須從陽明當時所麵臨的處境以及其所做的政治判斷，才能理解往後平宸濠的後果——“忠泰之變”——的由來。當然，處於“忠泰之變”的險峻情勢下，引發陽明深化其“聖人之學”的契機，因為陽明在經過此變故之後，其“良知”說才獲得確立，誠如《年譜》所雲：“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33]而“良知說”的精義，在於確立衡量萬事萬物的標準乃是一個人自身的“良知”，因此任何動作舉措，必須時時遵循此“良知”而為，而這即是“聖人之學”。但是陽明在成就不世之功績之後，究竟處於什麽樣的困境，致使他以“良知”為把柄，度過此困厄時期呢？而此“良知”說的內容與上述新說法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呢？這些問題都扣緊著“忠泰之變”，唯有清楚理解此變之由來經過，才能了解其中之關鍵。
（一）政治鬥爭的焦點：交通宸濠的關鍵證據
宸濠將叛，對當時廟堂諸公而言（不論是暗中支持或是公開反對宸濠的），都是一項半公開的秘密，而之所以沒能立即對宸濠做出處置，主要原因是朝廷內有相當多的大臣與其勾結。當宸濠真正起兵之時，從不論是地方官員或是朝中大臣的曖昧態度來看，即可證明此勾結事非假，如鄭曉（字窒甫，號淡泉，1499—1566）回憶說：
若寧藩反時，餘時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撫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惟陽明傳報，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