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扶雅在1935年九一八紀念日之際奮力撰寫了《基督教對今日中國的使命》一書，旗幟鮮明地強調基督教有拯救中國危亡的重大使命，所有的中國基督教徒，都應當覺醒起來，認識到隻有積極參與中國的民族革命、社會革命和精神革命，才能真正實現耶穌的天國理想。他批評那些隻知道傳教或傳播福音的保守派，指出決定基督教使命的是基督教的上帝觀和信仰觀。基督教的上帝觀，即“上帝是生命底根源，人類的天父，博愛（善）、正義（真）、自由與和諧（美）底支持者”。基督教的信仰觀便是，“這樣一個上帝必然存在”，以及“上帝的國（即合乎神旨的社會、一個圓滿理想的社會）底必然實現”。隻要基於這兩點，我們就能夠根據福音書中的話來真正了解耶穌救世的使命。《約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節中說道：“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換言之，耶穌的使命，是在拯人於死亡，援人於陷溺，出人於水火，解救人於束縛、壓迫、痛苦，而厝之於衽席，餉之以神量，使得健康發育，自由舒展，而共躋於圓滿幸福之疆。所謂人類的生命者在此。這就是耶穌所秉的偉大使命。”[52]而這個耶穌的使命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在中國的基督教徒來說，那就是要拯救中國於危難當中。這就必須積極促成中國的社會革命，使中國勞苦大眾擺脫政治上和經濟上所受到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控製，同時擺脫國內“封建軍閥之刮和敲，地主豪紳之欺詐和盤剝”。“如果基督教真是宗奉耶穌，依照他所奉的使命：‘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叫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製的得自由’（《路加福音》四章十八節），那麽，對於這樣不公平的社會，豈忍袖手坐視，默無一言！”而對於那些安富尊榮的人，基督教會居然不敢提一句抗議，這顯然是不符合基督教的教義的。基督教“對於現行的經濟製度，必須毫無顧忌地把它根本摧毀，而新建一平等公道的經濟製度來、正義和自由兼備的社會秩序來。這就是我們的社會革命。”這種社會製度和社會秩序，“代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和均平，老弱有養、壯年有業的仁義，生產計劃、生產組織的整全、合作和合理化”。這便是基督所教導的在地上的天國。很顯然，謝扶雅所追求的革命理想，與共產主義所宣揚的社會理想是一致的。但是，他堅決要求將這種基督教的社會革命理想區別於共產主義，認為基督教挽救中國危局的社會革命，“不必像馬克思們那樣的樹起共產主義之大旗，建起唯物史觀之哲學的基礎，哄起階級鬥爭的仇視意識。它盡可以大聲疾呼：‘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它盡可以宣告民眾：‘你們勞苦重擔的人到我這裏來安息！’它盡可以說句公道話：這個產，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是屬於天國的，不是私產，也不是公產，乃是神產——這本來初代基督教會曾經實行過來的，基督教毋需挑撥階級惡感”。“基督教並不擁護任何階級，或恨惡任何階級，但它很顯明地要推進天國，要撲滅地獄。基督教並不恨什麽‘人’，無意要殺什麽‘人’，但它毫無瞻徇地憎惡‘惡’，反對‘惡’，甚至不惜以‘血’和‘死’來和‘惡’鬥爭。基督教因為對‘愛的上帝’看得愈清，所以對魔的罪惡恨得愈切；因為對平民勞苦愈抱深厚的同情，所以對為富不仁愈具激烈的義憤。這是基督教本身的信仰使然，道德精神使然，正不必因其傾似共產主義而有所避忌。”他非常明確地要求將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區別開來，認為“共產主義自共產主義，基督教自基督教，魚目畢竟不是珍珠，何用疑懼？社會革命決不是馬克思的專利品，正因基督教會沒有繼耶穌而起，正正堂堂地揭出社會革命底真旗幟，以致反被人誤用為似是而非的社會革命”。[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