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教來華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
民族主義雖然不是近代中國曆史在鴉片戰爭之後就自然生發出來的近代中國社會思潮，卻是近代中國曆史上不可忽視、甚至是占據著核心地位的一種社會思潮。近代中國社會的幾乎所有派別及其人物以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學術、教育、外交，等等，幾乎所有的方麵，都深受其影響。[1]已故著名中國近代史專家李侃先生曾說：
中國近代文化的新陳代謝和民族覺醒，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曆史階段。在五四運動以前，中西文化、新舊文化的衝突，主要是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激發和強化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近代國家意識。在政治上集中表現為救國與維新、愛國與革命。以五四運動為契機，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在中國的傳播，並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使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而“五四”以後以馬克思主義為時代主流的新的社會思潮，又作為整個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把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覺醒和反對封建主義的階段覺醒，在更高自覺的基礎上統一起來，有力地推動中國革命進程的迅速發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立即進入社會主義的曆史階段。[2]
在最近召開的“第五屆中國近代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近代中國民族複興思想與實踐”成為大會的主題，“民族主義”作為近代中國最主要的社會思潮之一而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和深入討論。清末民初是中華民族複興思想的孕育或萌發階段，從孫中山的“振興中華”口號，到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再到國粹派的“古學複興”主張，都集中反映了近代初期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五四時期是民族主義的發展階段，實際上也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成熟階段。李大釗提出了“新中華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之複活”的思想，孫中山提出了“要恢複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複民族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啟超等東方文化派提出了複興東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國運動》一書中提出“中華民族複興運動”思想。到了“九一八”事變以後，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責任感，民族主義獲得了國內外中華兒女的廣泛認同和普遍響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