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處在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時代，以基督教和科學、民主思潮為代表的西方宗教和文化在堅船利炮的保護下大肆向中國傳播，激起了繼漢唐以來第二次大規模的中外文化競爭。在這場聲勢浩大的中外文化競爭中，以儒、釋、道三教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遭遇到了嚴峻的挑戰，也麵臨著適應近代社會轉型的發展新機遇。[1]佛教界正是在這場中外文化競爭中發動了一場持久的佛教革新運動，從而使佛教文化得以振興並進行適應時代要求的發展。儒家文化也在這一文化碰撞中實現了從晚清維新派的托古改製到民初的建立孔教運動，最後發展為以現代新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以陳櫻寧、張元旭等為代表，近代中國道教界也積極開展了一係列的道教文化振興活動，努力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為中國道教文化的現代轉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但是，以儒、釋、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近代振興之路充滿了艱難與曲折。相比較而言，道教由於與民間迷信活動關係較為緊密，加之明清以後道教常常成為民間秘密結社和各種民間宗教信仰的淵藪，道教逐漸為士大夫和社會上層所疏遠和排斥，實際上成為廣大下層民眾賴以依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這就使得道教在近代麵對來自強勢的西方宗教和科學文化的衝擊下難以產生一種強烈的群體曆史自覺來積極地應對各種生存挑戰。因而道教的近代振興較之佛教和儒教要艱難和曲折得多。
過去，國內外學術界對近代中國道教的研究很少關注道教如何應對來自外來宗教和文化，特別是來自西方的基督宗教文化的挑戰[2]，而研究中國近
2005年版）的兩個事例就可以說明問題：一是他與曾做過山西省寧武府知府的姓王的道教徒之間的交往。書中說到，王知府在太原做候補的時候，經常到李提摩太的住處來拜訪，談及他將在知府任上實行的改革方案，其中就有辦學校，傳授現代科學知識。他還以現代科學知識來解釋在道教史上被崇奉了兩千多年的雨神降雨的原因。他們之間談論宗教問題，彼此很坦誠地交換對東西方不同宗教的看法。見該書第42—143頁。另一個事例是，1913年他到山東省青島嶗山的泰（太）清宮拜訪道長：“道長沒有外出，他熱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訴他我翻譯了《西遊記》，希望在出版之前，看一看嶗山的道觀。他把我領進一所很靜謐的院子，給我看一間裝滿了道教書籍的小研究室，我發現那對我非常有參考價值。關於革命、關於宗教和教育，我們談了很長時間，在所有的題目上，他的觀點都是非常有啟發性的。”見該書第344頁。代基督教史的學者多關注基督教與儒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關係，唯獨對基督教與道教（文化）的關係缺乏深入的探討。事實上，如果不研究近代道教與來華基督教的關係，就不可能真正揭示道教探索近代振興之路的重要曆史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