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民初太虛法師的佛教革新事業非常艱難曲折，但是，太虛法師從來也不氣餒。在他所領導的整個佛教革新計劃中，佛教文化教育始終處於非常顯要的地位。由於辦新式佛教文化教育會直接觸犯佛教界保守派寺僧的現實權益和習慣的生活方式，實際上觸及中國僧製傳統的一些根本弊端，因而遇到的阻力是空前的，時常發生你死我活的爭奪戰。這實際上也是清末民初的新舊文化之間生死衝突在佛教界中的一個集中反映。但是，太虛法師一直堅持革新的方向，堅持佛教新式文化教育的探索。正是他的學生印順法師後來所說：
佛教的興盛，並不能單靠國家的保護與整頓，主要的問題，在乎佛教本身，有否堅強的信仰與思想。隋唐在佛教史上稱為黃金時代，原因就在各宗學者，有求真的真誠；佛教的思想界，可說全盤是活潑潑地。後因種種原因，禪宗獨盛，偏重行持，忽略了教理的研究，以致佛教的思想界，一天天貧乏，凝固，而佛教也就一天衰頹一天了！虛大師看到這點，知道要複興佛教，必須從闡揚真理始，欲闡揚真理，應先造就僧材，於是有佛學院的設立。一麵發揮固有的家珍，一麵吸收外來（藏文係，巴利文係）新的思想，資助自己，充實自己，希望發展佛教文化為人生的指針，造福人類。雖然造就出來的人才有限，而且也沒有如大師的理想，但這是因為中國佛教的衰落過久，積習太深，不能在短時間內成功。[41]
而在太虛法師多年努力與因緣際會的情況下的武昌佛學院的建立，給了他充足的信心，也為現代中國佛教文化教育體係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三）現代新式佛教文化教育機構的建立
太虛退出淨慈寺後不久，即應武漢信眾的盛情邀請赴漢講經。在武漢三鎮，他受到廣大信眾的熱烈歡迎，講經活動十分圓滿。太虛深切感受到在寺院叢林中遭受排擠與在社會上深受敬重和歡迎的巨大反差。武漢弘法活動的巨大成功，使他仿佛又回到了接管淨慈寺前的覺社弘法生涯。覺社時期創設佛教大學部的願望又重新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