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聖約翰大學是近代中國成立最早，曆史最長的一所教會大學。它由於特別注重西方化的教學方式和西學傳播，培養了顧維鈞、顏惠慶、周詒春、施肇基、宋子文、刁作謙等一大批著名外交人才，因而有“外交人才的養成所”之稱。與其他教會大學相比，聖約翰大學長期拒絕在中國政府立案，始終保持西方化的教育體製，是近代中國西化色彩最濃的一所高等學府。因此，長期以來，學術界總是把聖約翰大學當作近代教育文化西化的典型，對聖約翰大學的研究，也主要側重於其西化方麵。尤其是像最近出版的由陶飛亞和吳梓明合著的專門研究近代教會大學之國學的《教會大學與國學研究》一書，僅用數百字的篇幅簡略地介紹了聖約翰大學的國學教育。[1]但是，這是否就可以說國學的教學與研究在聖約翰大學中無足輕重呢？事實上，國學教育與研究在聖約翰大學雖然較之燕京、金陵、嶺南等大學要遜色得多，但是也並非可有可無。國學教育是近代教會大學中國化的一個重要表征，而在近代基督教的中國化過程中，“最西化的”聖約翰大學也沒有完全脫離中國化的道路。本書正是試圖通過梳理聖約翰大學國學教育的曆程，來說明聖約翰大學從其創辦初期至20世紀50年代初停辦，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中國化道路，由此從一個側麵展示近代中國教會大學在中國化的過程中，逐漸自覺地追尋文化的民族主體性。
（一）在歐化中確立國學地位
1877年，基督教在華新教傳教士大會在上海召開，著名的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在會上發表了《基督教會與教育》的文章，指出傳教的根本目的是要使所有國家都基督教化，不能隻是一味地直接傳播福音，而要重視教育的間接傳教功能，即要建立基督教與現代科學知識之間的天然同盟關係，通過教育傳播西方科學文化到中國，從而消滅中國傳統“異端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倫理滲透到整個社會結構中去”，因此，教會應當積極參與中國正在進行的變革運動，著力培養接受西方科學和藝術的中國人才，從而“有效地根絕異端迷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