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趙紫宸對現實狀況的考慮，正是他注重如何有效吸取佛教中國化成功經驗的重要前提。他還明確地指出，基督教在中國的命運，將主要依賴於三件事：其一，如何加深人對上帝的信仰，這是根本性的問題；其二，基督教果能在中國發揚光大與否，須依賴西方基督教的“轉向與上前”，這是非常重要的外部環境；最後，他說：
宗教是行。中國的基督教若要發展，必須要信眾的行為，比平常的人們更加高超清潔，更加猛勇雋永。基督教若不能像佛教一般地出一輩厭身燃指的奇男子、奇女子，則基督教將沒有它存在的價值。[45]
（四）基督教對佛教中國化經驗的曆史自覺
進入40年代以後，基督教中國本土化運動雖然在某些方麵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由於抗日戰爭前後中國社會的持續動**，這種本土化的嚐試並沒有達到人們期望的結果。也就是說，基督教中國本土化問題仍然是40年代擺在中國基督教徒麵前的一項急迫的任務。以韋卓民、徐鬆石和方豪先生等人為代表的40年代中國基督教知識分子，自覺推展20年代以來王治心、謝扶雅等人所進行的從佛教的中國化經驗來探索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問題。
若從景教於唐代傳入中國算起，基督教來中國已經十多個世紀了，但是，基督教在中國所取得的成績並不大。原因何在？韋卓民先生認為，景教的失敗，無疑要歸咎於過於依附佛教，沒有使自身與其他中國的宗教區分開來，從而喪失了自身的獨立身份。這樣，在唐武宗滅佛教時，景教被當作是佛教之一種，也遭受沉重的打擊，以至於後來佛教開始複興時，景教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正如韋卓民先生自己所說：
景教傳教士阿羅本（A-Lo-Pan）於公元六三五年到達中國首都，時在唐太宗之治。太宗對於景教甚為尊重，並且親自予以研究，都對景教予以禮遇。中國檔案顯示曾有詔令準予傳布。二百一十年後，即公元八四五年，武宗排斥佛教徒，而景教在當時中國人心目中無非佛教的旁支，因此亦遭波及。此後於短期內佛教在中國又興起，但景教則一蹶不振。至公元九八七年，中國內已無基督徒存在。基督教會在中國傳教曆史第一章至此結束。景教在中國被消滅，乃因與其他宗教混淆不清，這是失去本來麵目而付出的痛苦代價。[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