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代景教傳入中國時起，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的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基督教與佛教的關係史。因為，在唐宋以後，佛教實際上成為中國本土最強大的宗教文化勢力，也自然成為其他外來宗教本土化最大的競爭對手。因此，任何外來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及其本土化，都不得不麵臨來自佛教的挑戰，並做出積極的回應。對於近代來華的基督宗教之本土化來說，也毫不例外地接受了來自中國本土佛教的影響。
過去研究中國近代基督教史的論著，大多不太重視近代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所受佛教的重要影響，[2]甚至貶低近代基督教來華與佛教之間所發生的相互影響。[3]有的論著雖然論及來華傳教士與佛教的關係，但是通常著眼於近代早期西方來華傳教士對中國佛教的了解和研究，而甚少涉及佛教對基督教在中國本土化的影響。[4]
事實上，探討近代基督教來華的本土化，固然要關注來華傳教士與中國社會和文化的關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考察中國本土的基督教徒，尤其是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如何自覺地麵對本土的宗教和文化的挑戰和影響。這裏正是以此為視角，著重以中國基督教知識分子為代表，來探討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國的本土化過程當中所受佛教之影響，希望以此加深人們對基督教來華之本土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尤其是中國本土宗教文化的關係的認識。
（一）清末民初基督教的佛教觀
在晚清時期，由於佛教內部長期以來的積弊和時病，特別是太平天國革命和清末廟產興學運動對佛教的沉重打擊，在中國興盛發展了近兩千年的佛教已到了頻臨衰亡的境地，僅存的佛教生機也多墮入迷信化的深淵。因此，當時不僅來自西方的基督教傳教士瞧不起中國的佛教，就是中國本土的有識之士大都對佛教采取批評和貶斥的態度。可以這麽說，在於清末在南京開展佛教複興運動以前，中國本土的佛教從根本上還沒有構成對基督教傳教的威脅，西方傳教士們雖然已經注意到中國本土文化對傳教的影響，但是對於已經衰落的佛教，他們並沒有給予特別的關注，而充其量也隻是當作中國本土三大宗教之一種。[5]也可以這麽說，麵對已經瀕於衰亡的佛教，近代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們並不像他們唐代的先驅者，乃至明代的先驅者們那樣極力地仿效佛教，而是憑借強大的西方後盾，特別是西方列強在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保護，直接向中國大肆傳播基督教。關於這一點，我們從早期傳教士辦的《中國叢報》和20世紀初以前的《教務雜誌》中不難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