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來說，漢代傳入的佛教和唐代首次傳入、元代再度傳入、明清時期三度傳入的基督宗教，都是外來文化。可是，這兩種外來的宗教在中國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佛教來華後，與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與儒家和道家、道教文化之間，從相遇到最後相互吸收、創新共存，經曆了漢晉至南北朝的長期衝突、對話和相互融合，到隋唐時期，逐漸形成了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的佛教宗派和佛教文化。可以說，在唐代以後，即便仍有不少如玄奘等中國籍佛門高僧去印度取經，同時仍有不少西域僧人到中國來傳播佛教，但是，佛教文化已經與中國文化水乳交融，難舍難分。中國需要佛教，而佛教離不開中國。也就是說，佛教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並與中國本土的儒家、道家（教）之間形成了一個中國文化的互補共生共存的穩定結構。因此，直到清朝後期，佛教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直到清末，由於社會變革和文化變遷，中國化的佛教才開始麵臨如何建構自己的新的生存方式的問題。這一次，佛教不是擔心會不會被中國社會傳統所接納，而是擔心會不會被新型中國社會所淘汰。因此，近代化或現代化，是佛教在中國發展兩千多年後所麵臨的一個生死存亡的突出問題。當然，這個問題不單獨是對於佛教的，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和道家（教），是一樣的。
相比較於佛教在中國的命運及其所麵臨的生存挑戰，基督宗教有著明顯的不同。從公元7世紀的唐代的景教（基督宗教的聶斯脫裏派）傳入中國開始，基督宗教在中國就一直為如何變成中國的宗教和文化而不懈努力。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唐代的景教雖然受到中國皇帝和政府的熱情接納，但是，由於它過於依賴於當時正處於強盛時期中國的強勢文化——中國佛教的表達形式，而沒有建立起自己的中國文化主體性身份，終究沒有逃脫在唐武宗滅佛時一並遭受毀滅性打擊的命運。到了明代中後期，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傳教士來華傳教，那時的西方正處在向全球擴展的時期，耶穌會士們到中國來，雖然也遭遇到重重阻力，但是，他們堅信基督宗教優越於中國宗教。利瑪竇等來華傳教士雖然采取了附儒、融儒等方式，努力使基督宗教融入中國社會文化當中，但是，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擴張勢力而擁有的以基督宗教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絕對優越感，他們隻是從基督宗教人文主義的一個層麵來接受儒學的近似觀念，而從根本上排斥中國傳統的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和道教，並批評中國傳統的祖先崇拜以及儒學缺乏對上帝的終極關懷。即便是有了清代康熙和雍正時期發生激烈衝突的“禮儀之爭”的曆史教訓[1]，也未能改變近代早期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根本排斥。這固然由於有了強大的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作為支撐，同時也與西方的基督宗教文化本身擁有的排他性和文化的強勢性有著重要的關係。因此，近代來華的基督宗教麵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仍然需要有一個真正的中國化過程，否則，基督宗教不能在中國生根，更不可能讓“中華歸主”。[2]從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來華開始，直到20世紀20年代，在“非基督教運動”和“非宗教運動”的推動下，基督教的“本色化”運動[3]和天主教的“中國化”運動[4]，才真正自覺地全麵開展起來。